氣候災民 眼淚流不完

　文／邱育慈義大利維特波報導

　隨著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哥本哈根會議腳步的逼近，氣候變遷相關話題在全球持續發燒，從政治利益角力到科學研究論證，無不充滿了複雜艱澀的語彙與針鋒相對的算計。但對升斗小民而言，全球暖化現象並非遠在天邊，而是近在眼前。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帶領了全球不同區域的氣候變化見證者在國際會議中大聲疾呼：各國該更積極展開行動去對抗暖化現象，因為氣候變化已經影響了他們的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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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旱與瘧疾 正肆虐非洲
　義大利非營利組織「綠諧（Greenaccord）」11月底在維特波主辦了為期五天的「氣候正在改變（Climate is changing）」國際媒體會議。會中，來自非洲肯亞（Kenya）51 歲的切普科斯凱（Nelly Damaris Chepkoskei）說，過去二三十年中，她所居住的 Kerichi 區域裡，由於氣溫逐年攀升，草地樹叢以及原始雨林地變成了農場與人類聚落。她說，以往整年有雨的現象也不復見，過去人們習慣於滂沱大雨中歡慶聖誕節，「但這些年來，聖誕節變得好乾燥。」同樣地，旱季時乾燥的程度也逐年遽增， 青草地不再綠意盎然。「甚至有些地方的草都乾枯了，牲畜沒了足夠糧草，牛奶產量也降低了，我們的收入當然也大減。」

　來自東非烏干達（Uganda）高齡71的庫司巴哈撒（Mbiwo Constantine Kusebahasa）說，他十八歲起就在魯文佐里山脈（Rwenzori Mountains）務農，種玉蜀黍、甜馬鈴薯、樹薯（cassava）還有各種蔬菜。在一九七０年代之前，日子還過得去。但後來三十年間 ，氣溫上升導致種植季節大亂，原本七八月就可開始耕種，現在卻延到九月才開始，同時還得誠心祈禱雨水降臨。「以前知道白色山頂（冰河）是我們這些山腳下居民的水源，現在山頂再也不白，雨水也少了！」他還擔心著新出現的疾病。他說，以前冬季需要厚毛毯，現在倒是不用了。但是平均氣溫上升之後，蚊蟲大增，當地居民開始受到瘧疾之苦。

冰河融水 威脅南亞居民
　同樣擔心著冰河溶解快速的還有南亞山國尼泊爾的雪巴（Sherpa）父子： 49歲的阿帕雪巴（Apa Sherpa）及25歲的達瓦雪巴（Dawa Steven Sherpa）。阿帕雪巴住在丹邁（Thame）小鎮，是前往喜馬拉雅山的珠穆朗瑪峰的步道入口之一。這亞洲最高峰，他再也熟悉不過，至今登頂過十九次，卻對近年來所觀察到的環境變化現象深感憂心。他說，現在雪季裡十二月到二月早已不下雪，逐漸溶解的冰河，擴大了附近冰磧湖面積，甚至導致潰決。在1985年，他與太太在遭遇 Dig Tsho 冰湖崩潰時倉皇逃命，失去了所有財產。「現在要是Imja Tsho湖潰決的話，不只鄰近居民受害，下游的村落也難以倖免。」Imja Tsho湖是在一九六零年代才因為冰川溶解而形成，至今被地質科學家指為世界上最具威脅性的冰湖之一。

　達瓦雪巴說，他們村落分佈於海拔兩千五百公尺到五千公尺不等的山上，所以冰河有著重要的文化意義。人們熟悉冰河各種樣貌，並依照各冰河外形為之命名，尊敬地與之共存。可惜，全球暖化所導致的環境巨變，讓冰湖潰決成為現在族人的潛在夢魘。他傷感地表示：「在我祖父的時代，村人可以跨越過冰川，直接翻閱山嶺抵達西藏。但現在整條冰川都不見了，山坡脆弱落石多，再也沒人敢走同樣的路線。」

亞洲大陸 同受乾旱衝擊
　但是在蒙古，湖泊卻因為全球暖化而面臨了被蒸發的危機。對許多游牧族來說，蒙古第二大湖Khar Us湖是一直是放牧牛群的重要水源。67歲納朗庫（Marush Narankhuu）說，放牧了大半輩子都靠Khar Us湖存活。沒想到，在過去五年間，湖水蒸發得特別厲害，而附近所鑿的小蓄水池更是全都乾涸了。近兩年，附近草地也銳減，蒙古包竟還可直接搭建在過去的沼澤地。

　蒙古近十年以來未曾削減的旱象，使得牛隻糧草大幅減少，而納朗庫的一百多頭牛也適應不良而死亡。剩下的六百多頭牛，在環境巨變的威脅下，她自認無力照料所有，只得分出當中的一半讓兩個兒子幫忙飼養。透過翻譯者強調自己教育程度低的納朗庫說，其實她並不明白是什麼導致氣候變化，「但我可以見證，過去綠草如茵，有過美好時日。好幾代以來都這樣靠老天與環境過活，現在的我們其實並不想改變。」可惜現實不如人意，納朗庫因為放牧生計受損，收入減少，目前也得和社群中的其他女性想辦法經營手工副業。

　地球愈來愈熱，許多與世無爭只在故鄉祈求存活的人們，卻開始像熱鍋上的螞蟻，著急不已，卻無處可逃。達瓦雪巴表示，尼泊爾也有其他團體致力於環境保護議題，但是喜馬拉雅山冰河溶解的問題根源，並非該國可獨力解決。「所以我們一定要去哥本哈根，那些主導開發的大國應該聽聽各地廣大民眾在存亡之秋發出的哀嚎求救聲。」

【延伸閱讀】
WWF 氣候變化見證者的故事
《暖化 應視為國家安全問題》張楊乾 4-May-08 低碳生活部落格

氣候變遷 誰關心?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秘書長德布爾上周召開記者會，向國際社會說明哥本哈根氣候會議的重要性)

　文／張楊乾(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低碳生活部落格主編)

　歷經了兩年的協商，討論全球在2012年《京都議定書》過期後，該如何繼續管制溫室氣體的氣候談判，將於本月舉辦的氣候高峰會上攤牌。目前幾乎可以確定的是，這場在丹麥哥本哈根所舉辦的高峰會裏，不可能會產出一份叫《哥本哈根協議》的氣候新約，但允諾出席的86國領袖會將先努力達成政治宣誓，然後等明年中各國再到波昂把細節談完；甚至會拖到明年底，各國再到墨西哥完成細部談判都有可能。

　當然，像是非洲國家等開發中國家聯合杯葛會議、或是俄羅斯、加拿大等突然離開談判桌等濳在威脅，也一直存在於氣候協商的過程之中。不過，氣候議題其實還有個實際的隱憂：那就是並不是所有的民眾，都關心地球暖化；且在金融海嘯過後，關心的人看來是更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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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意識 與科學家有落差
　今年年初，一項由美國伊利諾大學芝加哥分校所進行的研究發現，有90%的科學家認為全球的平均溫度，的確比工業革命前來得高、並有82%的科學家，將此歸究於是人類所造成。然而，在美國，只有52%的民眾認為，科學家對地球溫度升高一事已有共識、更只有47%的美國民眾認為，科學家對於人類活動造成全球暖化，已經有共同想法了(*1)。

　美國科學家的看法和普羅大眾的想法，居然呈現如此大的落差，也難怪中間有太多的空間，可供現有石油經濟下既得利益者來操控。政治人物更輕易得將其轉為政治議題，甚至將暖化塑造像是一種宗教議題：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

　現任美國總統歐巴馬在競選期間，雖展現了他勇於任事的一面，承諾美國將在2050年之前，要將溫室氣體依1990年排放標準減量80%。然而，雖然歐巴馬贏得了選舉，卻不代表美國人的觀念就此改變，特別是在經濟衰退的衝擊下。

美國民眾 對暖化半信半疑
　根據PEW研究中心最近的調查，關心暖化議題的美國人，就從08年四月的77%，降至09年八月的56% ；而認為暖化是人類造成的比例，更是從47%，降至36%(*2)。

　雖然不少環保團體仍自我安慰，認為關心氣候的美國人仍然過半，但經濟不景氣的確是讓更多的人，只願顧及短期利益，而沒有辦法為自己或為下一代多看五年、十年。

　不景氣的影響不只發生在美國，民眾對暖化議題重視程度下降，也同發生在開發中國家。根據匯豐銀行(HSBC)的調查，在印度、馬來西亞等開發中國家中，認為對抗暖化是最該優先處理的議題者，也由32%降至25%。在中國，關心暖化議題的人，也由去年的52%，降至今年的39%；且大部份人選擇維持全球金融穩定，作為他們最關心的議題(*3)。

台灣民眾 不願犧牲荷包
　台灣過去曾作過幾次民調，民眾對於暖化的意識，似乎遠比國外要來得高。像遠見雜誌在2007年九月所作的民調，有88.5%民眾認為全球暖化問題嚴重(*4)；台達基金會在今年四月所作的民調，也有87%的民眾認為暖化的確正在發生。

　然而，即使有這麼高的比例相信暖化，但當要談到對抗暖化的手段如能源稅時，似乎就不這麼樂觀。蘋果日報在前陣子就作過能源稅的民調，發現支持能源稅的只有39%，且有過半的民眾反對開徵能源稅(*5)。

　或許正因為氣候變遷這樣的議題，並不是讓每個人都能切身感受到，也使得它的重要性不被民眾所接受。以今年的八八水災為例，這雖是極端氣候的一種表現，影響的民眾大約達五十萬人之譜，但對於災區以外的民眾而言，感受仍然相當遙遠。

　美國心理學會在看到全球民眾對暖化議題逐步退燒後，統整理出了幾大因素，說明為什麼暖化這麼難以理解。包括像是暖化科學所存在的不確定性、民眾對於暖化科學或政策的不信任、低估暖化的風險、認為自己的改變於事無補、以及個人積習難改、或本身就不認為暖化正在發生等六大阻礙，是民眾在心理上不願面對暖化因素(*6)。

　當對抗暖化無法形成主流民意時，科學家所提的溫室氣體減量建議，也就很難形成輿論壓力，迫使各國將其轉化成談判桌上的政治決心。這也是為什麼氣候協議到目前為止，富國與窮國互不讓步的原因。

囚犯困境 困住全體人類
　在德國，研究賽局理論多年的曼佛德(Manfred Milinski)教授，就曾經讓他的學生分組實驗，試著演繹目前的國際談判。他發現雖然各國若能定出減量目標，對全球減少氣候威脅都有幫助，但只要有國家可以不用先減量，等同於就能獲得更多的利益，就成為理論中的「囚犯困境」，沒有人放棄自己最佳利益，來成就所有人的共同利益(*7)。

　這也就是各國到目前為止，大家其實都為了各自利益而爭吵不休，包括像資金與技術的補助與轉移、減碳目標應該要定多少等等；而像真正需要幫助的如馬爾地夫等小島國家，眼見就要淹沒在全球政治分贜之下。

　至於台灣，因為本身不是氣候公約的締約國，某一程度上就像是博奕理論中「白搭車(Free rider)」的人；只要能慢一天減碳，等同就多賺一天。但中華經濟研究院博士研究員王京明就警告，如果台灣的部份的官員或是企業，仍採「坐以待變」的心態來面對氣候變遷，只是錯失提早轉型為低碳經濟體的時機，終究將會付出更昂貴的轉換成本。

台灣代表團 應帶回影響
　台灣今年雖仍不能以國家的身分參與氣候峰會，但光是掛著非政府組織牌子與會的官方與企業代表，就將近有八十餘人；若再加上青年學生及民間非政府組織，則至少會有上百人參與年底的盛會。

　這麼一個龐大的代表團，能不能帶回更多的影響，說服更多的企業與一般民眾，能劍及履及地朝向低碳經濟邁進。雖然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很容易被像是「庶民經濟」一類的口號所打敗，但只要開始有人覺醒、也有政治人物或企業領導人開始帶頭去作，相信至少能跨出不浪費能源的第一步，進而逐步改掉依賴化石能源的惡習，這或許才是全體納稅人的福氣，也才能讓我們的子孫未來，少一分來自於氣候的威脅。

關於作者
張楊乾，六年級生，曾任報社記者、大學研究助理。幾年前在看到我國友邦吐瓦魯被海水蓋過去的照片後，毅然決定飛到歐洲去學全球暖化。現任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低碳生活部落格主編，所撰《低碳生活的24堂課》正在台港各大書店銷售中

【參考資料】
(*1) Doran, P. T., and M. Kendall Zimmerman (2009), Examining the Scientific Consensus on Climate Change, Eos Trans. AGU, 90(3), doi:10.1029/2009EO030002.
(*2) PEW 22-Oct-09 "Fewer Americans See Solid Evidence of Global Warming"
(*3) HSBC 2009 "Climate Conference Monitor 2009"
(*4) 遠見雜誌255期 Sep-2007 《低碳變黃金》
(*5) 蘋果日報 20-Oct-09 《蘋果》民調：請問你贊成開徵「能源稅」嗎？
(*6) Mason Inman 29-Oct-09 "The climate change game" Nature reports climate change Vol.3 Nov. 2009
(*7) Reuters 5-Aug-09 "Psychological barriers hobble climate action" by Chris Wilson

【延伸閱讀】
《中美無心減碳 台灣就繼續白搭車》王京明 20-Nov-09 低碳生活部落格
《2012與全球暖化》林中斌 20-Nov-09 聯合新聞網

碳補償 恐無助減碳

　(這段影片是由「偷吃贖罪」網站所拍攝，他們貌似在推行一種交易，只要戀人或夫妻間願意付一點錢，讓網站媒介的第三人來保持忠貞，就能抵銷掉愛情或婚姻裏不忠的行為。但其實這個網站是要反諷「碳補償」制度的不合理，他們的論點後來不但上了BBC，也成為英國政治人物質詢的焦點；影片中文字幕由蠻野心足協會翻譯)

　文／江彥生(加州大學爾灣分校行為科學助理教授)、廖桂賢(華盛頓大學博士候選人)

　全球暖化危機籠罩，近年來「碳補償」(Carbon Offset)被視為是個人、企業、或國家的減碳的重要手段之一。其背後的觀念在於：排碳的傷害既然已經造成，或未來也無法免除，乾脆就付錢請其他人或其他地區，設法不排碳來幫忙彌補傷害。目前碳補償已經進入市場，成為消費者可購買的「商品」：針對日常生活中會排碳的經濟行為，舉凡買一杯咖啡到搭一趟飛機，只要多花一些錢，消費者就可以「補償」排碳所造成的氣候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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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補償」的確是很有創意的想法， 但是實際效果如何呢？紐約時報十一月十八日以頭版專文討論了碳補償的成效，彙整了專家和業者的意見和經驗，結論是：碳補償並未對「減碳」帶來多大的幫助。

　這樣的結論其實不令人訝異。環境傷害的本身因為有外部性效果，難以精確量化，因此也難以精確衡量該花多少錢來補償任何一項經濟活動所造成的傷害。以搭飛機為例：一架噴射引擎飛機從甲地飛到乙地，背後牽涉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也許不難計算，但是飛機上的乘客要付多少錢才能實際「補償」傷害？這就難以計算了。 大部分的環境專家一致認為，乘客該付出的補償金額其實遠超過一張機票的面額！

碳補償機制 反鼓勵人排碳
　姑且不論碳補償這件事在補償金額計算上的精確程度，碳補償其實還可能造成負面效果：讓消費者的實質碳排放量不減反增！某種程度上，碳補償的機制因為給了消費者「去除罪惡感」的機會，也因此足以改變消費者的行為。在紐約時報專文中，「負責任的旅行」(Responsible Travel)公司的發言人指出：碳補償不但沒有減少搭飛機的人次，反而還鼓勵了人們多搭飛機；因為，若只要多花個三、五塊美金就能「贖罪」，那麼許多人們反而認為搭再多趟的飛機也不會有罪惡。對消費者而言，只要花點小錢就可以為自己的環境傷害解套，有道是：「能用錢解決的事情就是小事」，更何況碳補償還只是小錢而已！

　用錢來彌補罪惡或壞事，常造成反效果。約莫十年前，兩位以色列經濟學家對以色列的海耶法的安親班，做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實驗。一直以來，安親班老師對學童父母因加班或是塞車等理由，無法準時來安親班接小孩離開，感到非常頭痛。 兩位學者和安親班合作進行實驗，首先花四個禮拜來紀錄家長遲到的頻率，然後接下來的一個月，讓安親班對遲到的家長收小額的罰款，並以分鐘來計算遲到時間。令人訝異的是，家長遲到的狀況非但沒有改善，反而惡化！學者的結論是：付罰金反而讓人們找到補償罪惡的管道，讓家長不再為「遲到」這件事而對安親班感到抱歉，等於是讓「遲到」這件壞事成為可以議價的商品。

經濟決策 降低道德約束
　碳補償和安親班實驗的例子告訴我們，若將道德上的問題諸經濟手段來解決，並非每次都奏效。道德的約束力來自於內心的良知和自我控制，如果我們深信做某件事是不道德的，內心油然而生的良知就會控制行為。然而，一旦道德的問題可以用金錢來解決，正如歐洲中古世紀的腐敗教會推行的「贖罪劵」一樣，人們內心的道德感就不知不覺地被卸除了。

　腦神經科學和實驗經濟學的研究指出，人類的大腦皮層有兩種不同的區塊，主導日常生活中的決策行為：直覺的、道德上的、情感上的議題是一種；經濟行為上的、利益算計的議題則是另外一種。研究發現，當面臨私利與道德約束相衝突的情境時，例如在路邊撿到鉅款，猶豫要不要交到警察局去時，人類大腦的那兩個區塊是同時運作的，至少讓人面臨天人交戰般的決策；但是，當道德議題透過某種機制轉換成為經濟決策時，對個人而言也許因為是可計算的，決策也就變得簡單多了。當個人所犯的過錯可以相對輕易地贖去，缺乏了源頭的道德約束，對社會整體而言卻是增加了傷害。

　環境問題絕對是個道德議題，反映著個人追求短期利益與社會整體、甚至是整個地球長期利益的衝突。我們認為，強調環境問題道德面向，並設法從行為科學的角度來了解人類在環境問題上的決策思維，是一個富有潛力的新方向。

關於作者
廖桂賢，美國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建成環境博士候選人、美國賓夕乏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地景建築碩士、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學士。研究興趣在於永續城市的生態水文環境的規劃設計，曾在台灣任職於社區總體營造相關的非營利組織、並曾是西雅圖專門從事永續設計的建築公司Mithun, Inc.裏的一員。參與過多項獲獎的設計規劃案，也已取得美國綠建築協會所頒發能源與環境設計認證（LEED Accredited Professional）。曾與夫婿旅居德國，同時為美濃農村田野學會顧問，今年所出版的《好城市》一書，曾連續幾周站上誠品書店的暢銷書排行榜。

【參考資料】
NY Times 17-Nov-09 "Paying More for Flights Eases Guilt, Not Emissions" by Elisabeth Rosenthal
Greezy, U. and Rustichini, A. 2000. "A Fine is a Pric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9, 1, 1-18.

【延伸閱讀】
《對抗氣候變遷 誰該買單》王茹涵 30-Oct-09 低碳生活部落格
《「外遇中和」Cheat Neutral？》廖桂賢 27-Oct-07 西雅圖凹凸鏡

升溫四度下 文明的樣貌會如何?

　文／林思吟(低碳生活部落格邁向哥本哈根青年志工寫手團)

　這幾年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各種氣候異常的現象，該冷的時候不冷，該熱的時候不熱，或者溫度落差很大，颱風頻度和降雨強度，也都越來越亂。從1980年至今，全球平均溫度上升還不到1℃，然而，科學家預測，2055年全球平均溫度將上升4℃。在相差不到1℃的狀況下，我們已經明顯感受到氣候變遷所帶來的種種不便；而相差4℃，絕對不會只是把目前的狀況放大四倍而已。

　2055年時…我應該還活著，到時候你幾歲呢？你的孩子幾歲？那時候的他/她正在經歷什麼樣的人生階段？又將面對什麼樣的資源匱乏與氣候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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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帶雨林 恐將不保
　英國學者Richard Betts說，全球均溫增加4℃，代表北極氣溫將增加15℃，全球海平面將上升1.4公尺。而溫度的增加對熱帶雨林而言，可能沒有太明顯的立即影響，但是溫度異常所引發的乾旱，只要乾旱時間夠持續某一段時間，就會毀掉整個森林。若按照這種局勢發展下去，一百年後熱帶雨林將被摧毀殆盡(至少83%的雨林將消失)。

　有人在討論，人為大面積砍伐熱帶雨林和全球暖化相較，哪個對熱帶雨林破壞的影響比較大？答案是，兩個都很大；而且是互相長養的！這讓我想起在德國念書時，做過一篇大尺度的氣候變遷研究報告，有一本歐洲森林考古的書，探討了古羅馬時代與地中海型氣候的關係：地中海型氣候的特色，有粗略認知的人都知道，是典型的「夏乾冬雨」，作物的生長期無法配合雨季來生長，因此生長了許多較耐旱的植物；然而，在羅馬帝國時期(27B.C.-395A.D.)以前，地中海區域應該是更溫暖怡人的氣候。據推測，地中海區域當時的地景應該是大樹林立的茂密森林，森林的存在涵養了豐富的水源，也讓區域的微氣候更加穩定。

　不過，隨著羅馬帝國的文化昌明與領域擴張，東征西討消耗了許多天然資源，尤其使是用木材來製造軍艦的數量之多，讓當地森林快速消失，也改變了當地的土壤環境與微氣候，逐漸變成現在的地中海型氣候。人為大量破壞森林不僅改變了地形地貌，也改變了微氣候，而微氣候的改變，更加使得森林不易再生長回來。

河南古名 意含大象
　另外一個很有趣的氣候變遷例子發生在中國大陸。中國的河南省古稱為「豫」，根據漢字的造字原則，「豫」字像極了一個人牽著一頭大象。依照現在的氣候看來，大象生長於南亞與東南亞的熱帶地區，例如泰國或印度。而在數千年前，「豫」之所以稱為「豫」，是不是很有可能表示當時的氣候是適合大象生長的溫暖氣候呢？而且大象的數量應該還蠻普遍的，才有代表這個地方的可能。

　當然，對於過去的現象我們只能推測，而且有時很難找到具體的證明。但局部的人為影響或者天然的氣候變遷，就已經可能造成明顯的環境變遷，更何況是工業革命後不斷加劇與加速現代社會呢？ DIESEL兩年前做了一個很「酷」廣告，俊男美女穿著帥氣的DIESEL服飾，出現在已經快被沙漠化淹沒的萬里長城上、出現在已經變成熱帶叢林的巴黎鐵塔下、出現在海平面上升的里約熱內盧……，一旦這些現象都成真，你覺得我們的生活還有沒有辦法這麼「酷」呢？

作者簡介
林思吟，台大森林與德國弗萊堡大學環境管理雙碩士。參與過近兩屆氣候變遷大會「亞洲青年領袖氣候論壇」，曾協助中國的「植林與再造林」野外審查，最懷念尼泊爾與加拿大的森林及原住民。思吟在「邁向哥本哈根志工寫手小組」裏，主要負責觀察國際上森林碳匯與海洋保育的談判進展。

【參考資料】
REDD Monitor 17-Nov-09 "What would a 4°C warmer world mean for the Amazon rainforest?" by Chris Lang

【延伸閱讀】
《全球減碳 先學會抓漏》林思吟 2-Nov-09 低碳生活部落格
《連爺爺雖被欺負 但我們不能就此氣餒》張楊乾 17-Nov-09 低碳生活部落格

中美無心減碳 台灣就繼續白搭車?

　文／王京明(中華經濟研究院能源與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

　氣候變遷問題是21世紀人類社會面臨經濟上最大範圍的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也是環境上最大範圍的損害衝擊與品質劣化的嚴峻挑戰，事關人類生存和各國發展。溫室氣體排放具有全球性與「共同壞財」的性質(public bads)，往往一個國家造成的碳排放，後果卻必須要相鄰國家甚至全球共同來承擔；本質上，在自然的情況下，個別國家本身不會也不願有效減量，因為若每一個國家從本身利益的觀點出發，當他愈能作為一個白搭車的乘客(free rider)，讓別國先行減量，他就能獲得越多的利益。

　學理上，這是一個典型的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emma)的處境，而要突破這個困境，就必須通過事先溝通，達成相互合作利益共享的協議。因此，解決氣候危機，亟需國際社會攜手努力、共同合作應對。

　台灣作為一個島嶼國家，面對氣候變遷的衝擊特別脆弱，因此我們有強烈的誘因與利益，冀望哥本哈根能達成有效的全球性國際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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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公約 衝突迭起
　1992年生效的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指出，「各國應盡可能地採取最廣泛的合作，並參與有效和適當的國際因應行動來進行減量與調適」，確立了「穩定大氣層中溫室氣體的濃度水準，以此來防制人類對全球氣候系統的影響」的目標。氣候公約對全球減量責任的分配提供了重要的指導原則，其中主要原則有「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預防原則與永續發展原則等，這些原則都已成為當今國際社會談判氣候變遷問題時的重要行動依據。

　氣候公約將全世界國家分為附件一國家(Annex I)與其他開發中國家，附件一國家指的是OECD國家加上經濟轉型國家(東歐與蘇聯)，他們必須先領導溫室氣體減量與氣候變遷的調適行動，且必須提供開發中國家資金與技術，來執行氣候變遷的因應措施。從利益分配的角度上來看，氣候公約是OECD國家和開發中國家間，矛盾(或有說南北矛盾)博弈鬥爭的結果。在談判的時候，發展中國家就已經清楚地表明，除非在氣候公約中明確承認不同國家的地位，並且規定不同國家的不同區別義務，否則將不可能達成任何有意義的國際公約。

　其中，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雙方，經常各自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則，在氣候變化談判中展開激烈的攻防。已開發國家認為，人為造成的氣候改變，是來自發展中國家對森林的濫砍濫伐和對植被的各種破壞，必須採取措施制止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趨勢，且發展中國家亦應該承擔減量溫室氣體義務。發展中國家則提出，已開發國家不合理的能源消費和工業高耗能結構，以及通過殖民體系和不平等的世界貿易體系，對發展中國家進行的掠奪性開發，才是導致氣候變遷的根本原因。像含中國、印度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就認為，已開發國家應承擔過去的歷史責任，增加援助，改造舊的國際秩序，建立機會均等、權利平等、規則公平的國際社會民主機制。

　2007年以降，氣候變遷成為兩國峰會(G2)、八國峰會(G8)、二十國峰會(G20)、聯合國大會、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以及美國領導組織的世界主要經濟體能源和氣候變遷會議的重點議題。2007年年底在印尼峇里島的第十三次氣候公約締約國會議(COP13)會議，通過了「峇里島路線圖」(the Bali Roadmap)，強調兩個協商的進程：公約進程（the Convention track）與議定書進程(the Protocol track)，以期完成繼第一期2012年京都期限後的協議共識。兩個進程雙軌並行，並將於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聚集，以確定後京都的協議安排。

　氣候公約進程協商，係朝向國際間透過長期合作行動以達成全球減量的長期願景，已開發國家同意考慮其國家的適當減量責任與行動，包括量化的排放限制與減量目標，開發中國家則同意考慮要履行可測量(measurable)、可報告(reportable)、可確認(verifiable)的溫室氣體減量責任(MRV責任)，同時強調國際社會必須支援其能力構建、技術開發和轉讓與資金的獲得，亦即要提供正向的誘因給開發中國家來執行其減量與調適策略與行動。議定書進程進行的目的，則在於達成附件一國家第二期（post-2012）減量目標訂定的協議，此進程將完成量化的減量目標以及第二期的時間跨度（time frame）。

年底大會 聚焦減碳承諾
　自2008年開始，全球氣候變遷談判的焦點已經從「峇里島路線圖」的「後京都進程」，轉換為涵蓋面更廣的「哥本哈根進程」。「哥本哈根進程」的核心問題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要在「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下達成共識，促使已開發國家在《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承擔大幅度量化減量目標，確保未批准「京都議定書」的已開發國家（美國為主）承擔可相與比較的減量承諾，同時推動主要開發中國家（中國為主）參與減量；二是要保持《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的全面、有效和持續實施，並通過有效的機制協議安排，推動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資金、技術轉讓和能力建設支援方面實現的共識，促進全球在永續發展下根據各國國情採取適當的調適和減量行動。

　哥本哈根會議前夕，地主國丹麥氣候與能源部部長海德嘉（Connie Hedegaard）和UNFCCC執行秘書波爾(Yvo de Boer)就共同明白指出：哥本哈根協議必須明訂四件事：（一）工業化國家高企圖心的2020年溫室氣體減量目標；（二）開發中國家限制溫室氣體排放成長的計畫；（三）富國資助窮國因應氣候變遷的清楚短程至長程計畫和（四）一個管理和分配前述資金的架構。

　針對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相關議題所產生的利益結盟團體，主要包括：OECD國家、JUSSCANNZ傘型集團、歐洲聯盟、77國集團與中國、島國聯盟，此外，還包括較不具影響力的石油輸出國家、中美洲國家集團和非洲國家集團。

　回顧以往談判的歷程，可以總結的說，各主要氣候變遷的談判集團立場差距南轅北轍、彼此攻防激烈。從光譜的極左邊是島嶼聯盟的強烈減量要求，不僅要求追究歷史排放責任，亦要求衝擊的損害賠償，既對已開發國家提出要回歸到350ppm的大氣二氧化碳濃度標準，對開發中大排放國亦要求訂出BAU減量指標。而光譜的右邊，則是傘型集團的立場，強調的不是歷史責任而是祖父原則（grandfather law），要求未來的新興開發中排放大國亦要訂出量化的減量標準，居中的則是歐盟與開發中國家聯盟，主張減量的立場遵守UNFCCC的「共同但有區別」的減量責任，同時已開發國家要以技術與資金來援助開發中國家進行減量與調適。

　然而如何在這些迥異的立場中，折衝出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原則，進而訂出全球性的協議，難度之高可以預見。林子倫教授（2009）認為有五大難題是哥本哈根會議所面臨的嚴峻挑戰：（一）美國能否展現領導全球氣候政策的政治決心；（二）工業化國家如何化解分歧的減量責任；（三）發展中國家是否應承擔適當的減量行動；（四）技術與調適的龐大財務負擔；（五）如何建立符合公平正義的氣候制度框架。而這五大難題其實歸根究柢就是在如何談判出一個令各方雖不滿意但可以接受的框架，這個框架必定是建立在以往UNFCCC已有的基礎架構下，包括了UNFCCC、京都議定書、峇里島路線圖的一脈相承的進程上。

過往機制 浮現漏洞
　哥本哈根全球氣候協議的達成成功與否，除了要遵守公平正義的原則外，還必須同時能滿足環境有效和符合經濟效率的原則，否則亦不算成功。

　就減量而言，目前京都議定書下的清潔發展機制(CDM)的設計，雖看似公平，但無法滿足環境有效與經濟效率的原則。它除了其附加性的困難認定外，計畫程序交易成本的高昂，以及價格資訊的不全也是其致命的弱點。

　此外，以全球性的觀點來看，CDM的本身亦無法造成全球性的實質減量，它只是替代了附件一已開發國家部分的減量配額。換言之，任何CDM所產生的碳信用額度，都會導致附件一國家增加相同額度的排放，而違反了全球性的附加性原則。在現行大規模的CDM市場的買賣誘因下，也導致很難要求開發中國家能做出量化減量目標。因此，現行的CDM制度，在環境有效性與經濟效率性方面，都必須在哥本哈根會議上重新修正設計。

　另就減量配額分配而言，各個集團的立場相當分歧，光譜的左邊要求的是追究歷史排放責任的「人均累積排放原則」，而光譜的右邊則是，依國情與排放歷史的無償免費配額的「祖父原則」。「人均排放」或「混合人均排放與祖父原則」，是現行多數國家可以接受的看法，歐盟與傘型集團的國家近年來亦已揚棄祖父原則，主張在一定的期程下由祖父原則透過收縮與收斂（Contraction and convergence）可以過渡到人均原則，而許多開發中國家也同意了人均原則，因此在民主多數決的情況下，應該是可以找出一條減量路徑來符合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共同但有區別」的減量責任。

　而在控制全球暖化的減量總量目標方面，由於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家小組(IPCC)的科學報告國際上已經達成共識，即全球的平均溫度不可比工業化前高出攝氏兩度，亦即維持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於450ppm的水準。若換算成減量時程，則是到2020年時全球溫室氣體的排放，應比1990年降低25-40％，2050年時降低50-85％。但到目前為止，國際上尚無共識如何按「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來分配世界各國的減量責任。

　在減量與調適的財務負擔方面，已開發國家雖然同意支援技術與資金，但與開發中國家所需的數量卻差異甚大，如何彌平這個缺口，可能也需要一些共識的達成透過協議成為強制性的MRV規範，方能為島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所接受。

中美態度 實為關鍵
　到目前為止，哥本哈根會議談判仍充滿了不可預知與巨大利益的糾葛荊棘，各國立場的利益分歧與協商進度的緩慢，除了來自於各國能源資源條件、發展程度、產業結構、國內政經壓力、技術、資金以及國際戰略利益與地緣政治的考量外，最重要的障礙還是來自於氣候變遷問題的本身屬性，亦即「囚犯的困境」與氣候變遷衝擊資訊的不確定性。

　也鑑於此，要突破問題本身先天屬性的障礙，儘速達成哥本哈根全球性的協議就更形重要。但以目前發展的情況來看，尤其在美國參議院與中國面對量化減量的曖昧模糊態度，哥本哈根會議上要取得巨大成就，為全球共同因應氣候變遷建立起成功的協議框架，似乎不是很樂觀。

　然而，達成全球性的框架協議是全球的期盼，在媒體發達的時代，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甘冒破壞氣候全球性協議之險，背負破壞之名的責任。因此哥本哈根會議地主國丹麥總理拉斯穆森，現提出了「兩階段一協定」的建議，希望讓此次哥本哈根會議，成為達成一項對各國溫室氣體排放，具有法律拘束力協定的第一步，俾便能達成具有政治約束力的氣候變遷協定。

　拉斯穆森為了這個提議，上周也飛到新加坡參加亞太經合會 (APEC) ，透過墨西哥總統卡德隆與澳洲總理陸克文牽線安排，邀請歐巴馬總統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共十九個國家領袖，舉行了一場氣候變遷會議。原期盼這場會議能藉此消除中美等國的歧見，但似乎仍不見樂觀的結果出現。隨後的三天歐巴馬首次訪問中國，但除了會談經貿與幣值匯率議題外，氣候變遷也並未成為主要的議題。

　不過，相信未來這種訊息多溝通的雙邊或多邊軌道，可以增強哥本哈根協議或未來全球性協議達成的成功機率。若是未來全球性的協議架構，能建立於過去已有的基礎 上，將過去的不當的制度加以修正，已開發國家能主動積極的承擔增加減量責任，並支援提供開發中國家減量與調適所需的資金與技術，同時主要發展中國家亦能主動 承諾參與有效減量，那麼在哥本哈根要達成成功的全球性的氣候協議仍是令人充滿一線希望。

台灣角色 不能只坐以待變
　無論哥本哈根會議能否達成有效的減量協議，我國都將面臨氣候變遷在減量與調適兩方面所帶來巨大的衝擊，作為一個高所得的新興開發中工業國，我國的溫室氣體排放無論在人均排放方面或歷史軌跡排放總量方面，都不甚光彩。台灣每年全國溫室氣體的排放量，仍然以近乎經濟成長率的幅度增加，能源消費也一直不能與經濟發展脫勾； 而唯一的脫勾時期卻是很諷刺的是當經濟衰退時的「不良脫勾」，亦即經濟成長大幅下降但溫室氣體排放卻無法有效降低。

　目前我國每年人均排放已達約13公噸，此種水準在全世界中係屬少見且已名列前茅，扣除產油國以外，僅次於美國、澳洲與加拿大等世界高排放國家，高出了世界平均人均排放水準近乎三倍，在總量排放方面也是如直線般的竄升趨勢，這些數字的後面在在都說明了我國的經濟高耗能產業結構、不彰的能源效率、化石能源的過度依賴以及人民生活食衣住行育樂的過份浪費能源，因此若當全球減量協議通過時，試問我國要以何立場談判我國的減量原則？又要如何的進行大幅減量而又不傷害到經濟發展？

　然而減量是不可避免的世界趨勢，坐以待變（wait and see）一直是我國決策者過去面對減量的態度，此無非是認為讓別的國家先進行減量，我們白搭車就是佔便宜的心態，同時也不會傷及國內耗能出口產業的短期競爭力而影響經濟。如果白搭車沒有後遺症，或許在全世界尚未達成有效協議前，的確坐以待變是一個理性的策略，但殊不知白搭車的苦果，便是我國各行各業乃至於人民與社會，都落入高度依賴碳排放的惡性循環中無法自拔而不自知。當世界已在改變，朝向低碳經濟發展的道路前進時，我們必將被揚棄在後，到時要進行大幅減量將會付出更大的轉換成本，也失去了利用氣候變遷發展所帶來的機會。

　台灣應該要如何因應呢？當然是要進行決策與行為方式的立即徹底調整，不但要改變過去經濟發展掛帥的思維，更要轉型成為注重環境與經濟平衡的永續發展方式。要調整我們的能源結構，更要進行產業與人民的作業活動方式的調整，使我們能朝向低碳生活型態邁進，而這些調整最符合經濟效率與環境有效的方式，就是賦予碳排放應有的價格機制，透過有效的碳稅或能源稅以及/或公平有效率的碳排放交易制度，以有效的碳價格訊號來誘導調整全國低碳行為的逐步擴散。可惜的是我國在此方面的制度建置情況，如目前版本的《溫室氣體減量法草案》、《能源稅法草案》以及《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不僅不健全也不令人抱任何希望，更何況執政者無心於有效低碳法制的改革，更是短視的令人覺得沮喪與心痛。

　氣候變遷的衝擊，除了來自國際減量的壓力外，逐漸加劇的氣候變化與氣候極端事件，對我國這種島嶼國家自然環境體系與人為社經體系的衝擊影響，也充滿了風險與不確定性。無論我國是否參與減量，或哥本哈根氣候談判是否能達成有效減量協議，未來的衝擊已勢不可免，而氣候變遷衝擊所需的調適層面較減量更加深遠與廣闊，且嚴重影響到了國家與國土的安全，其涵蓋層面包括了未來農糧與能源的安全、水資源供需的安全、自然生態與環境的安全、人民公共健康的安全、國防軍事的安全以及社會與經濟的安全，凡此種種無不受到氣候變遷的衝擊影響。因此如何做好調適準備未雨綢繆更是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否則如莫拉克颱風的衝擊與慘況，便是坐以待斃行為所換來的血的教訓。

【參考文獻】
林子倫（2009）「後京都氣候談判的五大難題」，能源報導10月刊，9-13頁，經濟部能源局
张海滨（2009）「哥本哈根会议重大问题断想」，绿叶2009年10月
AOSIS (2009) ALLIANCE OF SMALL ISLAND STATES (AOSIS) DECLA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2009

【延伸閱讀】
《連爺爺雖被欺負 但我們不能就此氣餒》張楊乾 17-Nov-09 低碳生活部落格
《減碳目標 只是虛幻的承諾?!》趙家緯 13-Nov-09 低碳生活部落格
《能源稅 減碳不能沒有你》張楊乾 27-Oct-09 低碳生活部落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