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說／災難事件所引發的民怨，很容易就被操作成政治議題，卻不見得能解決問題(照片引用自munch999上傳至Flickr共享相簿, CC BY-NC-SA 2.0)
文／鍾振坤(荷蘭台夫特科技大學三角洲變遷研究小組博士生，2010年台達荷蘭環境獎學金得主 )
高雄又再一次淹水，又再一次的所有台灣的水利專家提出又再一次重複的建議，滯洪池、排水幹管、透水鋪面又再一次的被檢驗，水災在台灣一直被視作是一個簡單技術性的問題，但弔詭的是卻一直無法克服，而媒體也一直引導民眾思考的角度：之所以會發生水災，就是因為某些人為的疏失，讓某些環節故障，所以大家有責任要把「兇手」抓出來。所以故障的排水機房、長長的籬笆、阻塞排水的淤泥也就一一現形。
這讓我想起了幾年前蘆洲的一則新聞：一場社區大火奪走了八條人命，追究火災的原因是一個六歲的小孩，趁媽媽午睡的時候玩火柴，最後媽媽被判有罪。大家每每在事件發生之後急於緝凶，而忽略了事件背後結構性的因素：如果一個六歲的小孩用一支火柴就可以燒掉一個社區，這樣的社區安全是何等的脆弱。同樣的場景也毫不意外的發生在歷次的台灣水災，大家急於追究排水機房是不是故障？排水管有沒有疏通？更甚至是誰去理髮、睡覺或是吃大餐，大家急於去找尋「真兇」，卻忽略了水災背後的結構性因素。
荷蘭在1993、1995發生兩次嚴重的大水，這兩次大水讓向來對自己的水利工程十分自傲的荷蘭人，認真地檢討該如何讓這個低地國如何因應未來可能的水患，「三角洲委員會（Delta commission）」就在這樣的背景產生，和台灣不同的是，這個委員會除了水利專家外，也集合了都市計畫、土木工程、更甚至社會學家與心理學家，在這群不同領域專家的激盪之下，「還地於河（Room for the river）」、「與洪水共存（Living with floods）」成為荷蘭基礎的治水方針，也是目前全世界最先進的治水觀念，很明顯的他們已經不再視水災僅是個單純的水利技術問題，而是整體社會結構性的問題，對抗水患不單只是某些官員、專家的責任，而是關乎整個社會對土地與環境價值重新思考，否則當土地僅僅被視為經濟發展的生產要素之一時，怎麼可能擠出土地還給河川？
很可惜的這就是台灣目前解決水患必須首要卻遲遲不能解決的問題，刺激房地產升值的推波助瀾之下，城市的密度越來越高，這也讓防洪的難度越來越高。舉例來說，高雄擁有全台灣最完備的雨水排水系統，卻只有五年的防洪頻率，而且幾乎沒有提升的可能，為什麼？因為整個路面下佈滿了各式都市維生管線，要整合這些管線就遠遠超出水利專家的能力。這也似乎說明了為什麼台灣每年投入這麼多預算治水，水患依舊每年威脅台灣的原因。
淹了兩次大水的荷蘭中能痛定思痛重新檢視過去錯誤的水利政策，以因應未來氣候變遷的新挑戰，想想二十一世紀已經淹了不知道多少次的台灣，如果仍是用「緝兇」這種包青天審案的方式來面對水患，相信台灣真的會永遠與水患共存。
作者簡介
鍾振坤，畢業於台大城鄉所，研究所讀四年有三年的時間在反濱南工業區，之後擔任綠色旅行文教基金會執行長推動環境鄉土教育。有感於台灣對環境相關論述之缺乏，2008年至荷蘭台夫特理工大學專攻水相關議題之研究，現於Urbanism 下之U-lab的三角洲變遷研究小組研究。【延伸閱讀】
《米克比太太 高雄淹水了》張楊乾 4-Oct-10 低碳生活部落格
《大水雖退 仁武大社污染疑慮仍在》朱淑娟 29-Sep-10 低碳生活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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