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監督政府的公民團體，日本氣候行動網絡的策略，是透過國際組織來影響政府。他們與國際環境組織、智庫合作，提供日本INDC 的分析和資料，再藉著這些國際團體發表的批判，向日本政府施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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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NGO氣候網絡 (Kiko Network)理事平田仁子 (Kimiko Hirita) 。 賴慧玲 攝影。 |
文／賴慧玲 (低碳生活部落格COP21特派員)
如果氣候變遷大會對你來說很抽象，不妨把它想像成是一個忙碌的螞蟻窩。
會議期間週一到週六 (是的，只有週休一日！)，每天數以千計、來自世界各地的人被一輛輛接駁車載到會場，穿過層層警力和安全檢查措施之後，便開始馬不停蹄地在偌大的會場裡穿梭。除了檯面上各國談派代表窩在半開放的會議室裡進行無形的政治角力，許多西裝筆挺的國家團體代表在精美的展區裡宣傳自家氣候行動，另有大批眼神犀利的媒體群集出沒在記者會上搜尋報導焦點，或在猶如圖書館自習室的媒體區裡埋首筆電辛勤趕稿。此外，還有另一群人，周旋在這些人群之中，建立起國內公民社會與國際氣候變遷動態的橋梁。平田仁子 (Kimiko Hirita) 扮演的就是這樣的一個角色。
外表看起來像是尋常日本媽媽的平田仁子有份不尋常的工作：日本氣候行動網絡(CAN-Japan) 主席。
早在1996年第二屆氣候變遷大會時，一群日本環境倡議人士在德國環保團體的啟發下，開啟了日本氣候行動網絡的濫觴，開始積極追蹤國際氣候變遷討論和協商過程。目前，日本氣候行動網絡是國際氣候行動網絡在東亞的唯一分部。近二十年下來，已發展出由日本十三個環保團體和網絡所組成的組織架構，成員包括日本世界自然基金會 (WWF Japan), 日本綠色和平 (Greenpeace Japan)、日本樂施會 (Oxfam Japan)、日本350.org和日本地球之友 (FoE Japan) 等國際環境組織分支，以及涵蓋超過100個國內環保團體的「氣候網絡 (Kiko Network)」。每兩個月，跨組織成員們會開一次例行會議，討論日本國內與國際上氣候變遷政策的發展狀況與公民行動。同時，他們也提供名額讓有志氣候變遷行動的夥伴團體和志工參加國際氣候變遷大會。
英文流利的平田女士同時身兼「氣候網絡」的理事，以及國際氣候行動網絡的理事會成員 (board member)。一方面，她和夥伴們要將國際氣候變遷資訊轉譯成日文分享給國內的夥伴團體，另一方面，她也將日本公民團體的聲音帶進國際氣候行動網絡、與其他國家成員擬定共同的對外宣言。
和巴黎氣候大會現場中其他小蟻雄兵相比，平田女士絕對是屬於戰鬥力強大的那一群。在氣候談判會議期間，她和戰友們每天都會和日本的夥伴團體連線進行作戰會議，討論最新進展，並發佈 Kiko新聞報，在每個傍晚在巴黎舉行記者會，為日本各大媒體提供即時又專業的談判分析與評論。如果這還不夠忙碌，她與夥伴們還積極與潛在的「對手」交涉，包括與日本政府談判代表進行雙邊會談，並試圖與日本企業代表建立對話，了解企業界的想法。
「我們沒有辦法跟日本大企業成為朋友，但我們試著釋放出明確的訊息，希望能開啟對話，」平田女士說。在日本，許多享有既得利益、與政府關係良好的大企業仍以有害經濟發展為由，強烈反對任何增加企業成本的氣候政策，包括碳交易、碳稅和提高減碳目標。「我們希望說服他們：產業結構轉型對未來經濟發展是有利的。」
在企業的強力遊說之下，「日本政府的減碳目標實在訂得太低了，沒有擔負起歷史責任」，平田女士表示。日本身為世界前十大碳排放國，但政府提出的國家自主減碳預期貢獻 (INDC)，卻被國際智庫「氣候行動追蹤 (Climate Action Tracker)」評比為「不足」(insufficient)，樂施會 (Oxfam) 報告也指出，日本的 INDC僅達到其應公平承擔的減碳量的1/10。
身為監督政府的公民團體，日本氣候行動網絡的策略，是透過國際組織來影響政府。他們與國際環境組織、智庫合作，提供日本INDC 的分析和資料，再藉著這些國際團體發表的批判，向日本政府施壓。例如，12月1日國際氣候行動網絡的例行記者會上，歐洲環保組織代表便點評日本首相發言「了無新意 (not exciting)」。而在平田女士等人的努力下，一些國際重要人士，如前墨西哥總統卡德隆 (Felipe Calderón) 也紛紛發表聲明，批評日本政府未盡減碳責任。
如果巴黎氣候變遷會議最終能達成具有約束力、高標準的減碳協議，對日本氣候行動網絡來說，便有如多了一項政治槓桿來對政府和企業施壓，也能更有力地向公民社會進行倡議。平田女士感性而堅定地說，挑戰政府和企業，讓他們負起更多責任和行動，並讓民眾知道如何走向永續社會之道，「是我們身為日本環保團體的責任。」
2011年 311 福島核災之後，日本政府宣布54座核電廠全部停機，若要重新啟動，必須經過更高規格的安檢標準。截至目前，仍在役的50座電廠已有1座在爭議中重新啟動，49座在高度社會爭議與地方抗爭之下持續停擺。為了重啟核電，日本政府祭出「不用核能，就得蓋新燃煤電廠」的說帖，要社會大眾在核能問題與二氧化碳增量之間做出艱難的選擇。
「但這兩者在我們眼中看來，都一樣是集中式的大型發電系統，沒有太大的差異。」平田女士解釋，「我們想要告訴日本民眾，還另一種更好的選項，就是去集中化的 (decentralized) 再生能源。」
這些能源爭議在台灣民眾耳中聽起來似乎耳熟能詳? 平田女士露出優雅的微笑說，台灣和日本因為地緣、文化的親近性，有很多類似的社會經驗和環境問題可以互相交流。
雖然要像南亞、拉丁美洲一樣組成區域性的氣候行動網絡聯盟，跨多國互相串連學習，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東亞地區碳排放量不容小覷 (畢竟這裡有世界排碳量第一的中國!) 。她認為，這是未來的趨勢所需，值得一試。
「我相信台灣還有很多潛力可以處理氣候變遷問題。」平田女士給台灣的應援，大家收到了嗎?
[COP冷知識]
世界上環境非政府組織 (Environment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ENGO，俗稱的環保團體) 多如繁星，要在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上傳達公民聲音、與官方協商、並將訊息帶回世界各個角落，跨國串連是最有效率的策略。串連超過100個國家的「國際氣候行動網絡」 (Climate Action Network，CAN)，便是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認可的主要民間聯絡管道 (focal point)。CAN每日都會在大會現場舉行記者會評論談派狀況，並派發 ECO 新聞報，可說是氣候變遷大會期間能見度最高的公民團體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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