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生活部落格: 氣候變遷之下，農業何去何從？

“氣候大會農夫日：氣候智慧型農業 VS. 農業生態學”

CSA周邊會議，坐在中間的是世展會的阿莫泰吉、位在他右手邊的是FARA的阿金邦鳩。賴慧玲攝影。

文／賴慧玲 (低碳生活部落格COP21特派員)

氣候變遷大會不單是各國與國家聯盟的政治角力場合，也是許多議題各方暗自較勁、拉抬聲勢的場域。除了最夯的能源議題之外，氣候變遷下的農業該何去何從，也成為本次巴黎氣候大會周邊會議上激辯的焦點。

12月2日大會主題日「農夫日」（Farmers Day）上，「農業生態學」（agroecology）和「氣候智慧型農業」（climate-smart agriculture，簡稱CSA）兩派支持者各自舉辦周邊會議。有趣的是，兩方都認為正在談判中的氣候協議並未肯認農業在氣候變遷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並且不約而同地呼籲結合小農的力量，進行農業轉型（agricultural transition）。然而兩方的隔空交鋒，也凸顯兩語彙及話語權上的糾結和衝突。

本文整合三場周邊會議內容以及兩方支持者的採訪，希望為讀者呈現出氣候變遷大會中農業議題的最新討論。

氣候變遷與「工業化」農業

農業在氣候變遷下的角色相當複雜，不單同時牽涉到減緩（mitigation）與調適（adaptation）兩個面向，也關乎氣候變遷下的糧食供給、人權議題以及非工業國家的社會發展。除此之外，農業也同時與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的健康、土壤的侵蝕和惡化、水質與水量問題、空氣品質、森林破壞等議題息息相關。

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第五份評估報告，農業（含林業及其他土地使用）每年貢獻了約100至120億噸二氧化碳當量，相當於1/4的人為溫室氣體排放量。然而，並不是所有的農業活動都會排放大量溫室氣體。

研究指出，農業部門的碳排放主要來自大規模單一耕作的工業化農業。由於仰賴大量化石原料製成的農藥與肥料來維持高產量和利潤，工業化農業的能源消耗量相當高，過程中還容易破壞土壤中的有機生物多樣性，使土壤的固碳能力降低，間接增加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含量。而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工業化農業的擴張也是森林破壞（deforestation）的主因之一。

過去幾十年來，已有許多研究、書籍和報導點出了大規模、單一耕作的工業化農業對世界各地小農的衝擊和壓迫。不管是美國中西部被高額農機貸款和專利種子給壓得喘不過氣的玉米農夫，還是失去傳統多樣性作物、被債務逼上絕路的印度貧農，在這些一望無際的玉米田、甘蔗園和稻田的背後，常常隱藏著跨國農企業的身影。這些富可敵國的企業挾著龐大的科技和政經優勢，以及跨多種農業產品和生產鏈的經營模式，在全球糧食體系中壟斷了許多產銷環節和利潤。

另一方面，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2014年糧食與農業現狀報告，全球有80% 的糧食都來自於家庭農場。這些農場掌握了全球 90% 的耕地，而且規模普遍不大。這些傳統小農往往是生態破壞與氣候變遷最大的受害者（特別是在開發中國家），卻也因為保持較多的作物基因多樣性和在地農業知識，而被學者視為最具有發展永續農業的潛力。

如何讓這些小農在嚴苛的糧食體系和氣候挑戰中生存、茁壯，甚至引領更具生態永續和氣候韌性的農業轉型，是近來聯合國、學術界、和農村運動者關注的焦點。其中發展出的兩個主要論述陣營，就是氣候智慧型農業和農業生態學。

氣候智慧型農業是啥米？

為因應氣候變遷，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簡稱 FAO）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在2012年發展出氣候智慧型農業（CSA），在其定義中納入三個目標：

永續地提高糧食生產力，以公平地增加農場經濟收入和糧食安全（food security）
提升農業及糧食體系應對氣候變遷的調適能力與韌性
降低農業部門的溫室氣體排放

氣候智慧型農業全球聯盟（Global Alliance Climate-Smart Agriculture，簡稱GACSA） FAO專員阿秋·伊瑙（Achuo A. Enow）解釋，氣候智慧型農業簡單來說，就是發展具有氣候意識、能永續地使用資源、同時增強生態系統和社會系統的氣候韌性的一種農業型態。由於各地社會與自然環境差異甚大，CSA必須因地制宜，因此並沒有絕對的定義和標準。

整體來說，CSA 的目標是提升糧食安全和改善農夫的生計，在符合永續的範圍內使用農業資源（agricultural input, 包括農藥和肥料）與科技（包括科學及農夫知識）提高農作物生量。

CSA 的概念聽起來很先進，但因為留下太多操作空間，反而吸引了許多具爭議性的支持者，招來為跨國企業漂綠的嫌疑。例如，基改種子與農藥公司孟山都和速食龍頭麥當勞都推出了CSA計畫，GACSA成員中也不乏許多農藥化學公司。

世界上許多農業和非政府組織已發出共同聲明抵制CSA。批評者質疑CSA 並未挑戰工業化農業的結構性問題，只是用漂亮的名字來掩蓋其仰賴大量化石燃料的肥料、助長氣候變遷、以及為大型農企業謀利的事實。此外，農企業還可能以加強氣候變遷韌性為名，推廣風險未定的基因改造作物，進而增加食品安全的疑慮。

農民之路代表巴卓阿蘭。
攝影：賴慧玲。

「我們應該抵制氣候智慧型農業。」國際農民運動團體農民之路（La via Campesina）代表巴卓·阿蘭（Badrul Alam）直言。他認為CSA 是虛假的氣候變遷解決方案，不僅無法提高氣候韌性，一點也不聰明，還會帶來一籮筐的社會和生態問題。

針對這些批評，伊瑙受訪時表示，CSA 的服務對象包含各種規模和社經環境的農民與農業組織（包括小農和跨國農企業）。因此，GACSA 開放給所有和農業及糧食體系的相關人士，彼此平等交流。所有申請入會者，都必須簽屬聯盟提出的CSA宣言，才能通過審核。不過他也承認，GACSA還在草創和學習的階段，目前還沒有任何監督機制。至於基改作物，他認為若只達到增產功能，並未符合具有氣候意識和提高農民收入的條件，無法稱作是氣候智慧型農業。

非洲農業研究論壇（FARA）執行長亞米·阿金邦鳩（Yemi Akinbamijo）則宣稱基改作物是個假議題，並且在CSA中僅佔極為小的一部分，應該留給科學家來定奪。他進一步宣稱農夫是否擁有土地並不一定重要，每單位土地的投入和產出量才是糧食安全的關鍵。

農業生態學才是正道？

阿金邦鳩為 CSA的辯護，正好是農業生態學的最佳對照。

比利時魯汶大學研究員飛利浦·巴瑞特（Philippe Baret）解釋，生態農業學定義多元，但不脫三個基本元素：

強調自然和社會環境的系統韌性的極大化，整合性地思考農業生產中環境、社會、文化、經濟和政治各個面向，不以產量和利潤極大化為目標。
強調自主自決的精神，由農夫依照在地知識、文化與環境條件，選擇最適合的農業生產方式。
強化並仰賴既有的自然循環來耕作（如利用生物防治病蟲害），不使用外來的人工化學肥料和殺蟲劑，也不增加生態系統無法消化的負擔。

農業生態學不將農業生產視為一種單純的經濟活動或產量的數字遊戲，而是強調農業的綜效（synergy）。同時，農業生態學也特別關心小農的人權議題，包括不利小農的全球糧食體系規則、偏鄉的營養與健康問題、以及開發中國家女性農民的特殊需求和困境。支持者援引許多計畫的成果和研究，認為農業生態學可以幫助農村弱勢社群改善社經生活，走向自主和永續的發展路徑。

南非環境組織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Group 農村計畫經理諾爾·歐特（Noel Oettlé）指出，這樣的農業「不只關乎維生，也維持了小農的身分認同、凝聚農村的團結、提供社區共同努力的目標、並且讓農人和家畜維持非剝削式的夥伴關係。」

瓜地馬拉農民瑪麗亞說，農業生態學就是生命。攝影：賴慧玲。

「農業生態學就是生命」來自瓜地馬拉的農民瑪麗亞下了最好的註解。「自古以來，我們的農民已經知道順應自然耕作。而農業不單是糧食和經濟，更是生命。我們應該將生命放在第一位思考。」

不過，農業生態學也有其限制。農業生態學強調在地生產和消費、反對大規模和全球性的食品市場。這樣的原則在糧食體系全球化的今日能有多大的應用性、如何提升規模、又可以接受多少程度的市場化，在學界和實務界都還未有定論。氣候大會周邊會議上也有不少觀眾對於農業生態學概念提出疑問，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文末的附註。

難分難解的 CSA 和農業生態學

乍看之下，跨國農企擁護的 CSA 和支持弱勢小農的農業生態學壁壘分明，互相對立。然而，現實情況並沒有這麼簡單二分。

「我不認為CSA 和農業生態學之間有衝突」伊瑙表示。其他CSA 和農業生態學支持者也不約而同表達類似的看法。

國際科學營養聯合會（IUNS）資深政策專員亞歷山大·麥貝克（Alexander Meybeck）便在農業生態學周邊會議上指出，會議中討論的農業生態學其實正是 FAO定義下的 CSA。他認為 CSA的問題在於尚未有充足的研究資料和定議之下，就變得流行，因此容易被各界自行引用詮釋，招來漂綠嫌疑。相比之下，農業生態學已有充分的科學研究文獻支持，內涵較明確，比較不會有被誤解和濫用的問題。

而在CSA 的周邊會議上，世界展望會（World Vision）商業發展顧問克里斯多夫·阿莫泰吉（Christopher Armitage）認為FAO對CSA 的定義相當清晰，不至於被跨國農企業給濫用。但在私下接受記者提問時，他坦承並不同意會議中其他CSA支持者對化學肥料和殺蟲劑的包容。換言之，即便在看似一派和諧的CSA宣傳活動中，各方支持者對 CSA的詮釋和內涵仍充滿歧異。

「在我們的 CSA計畫中，不會使用任何化學農藥和殺蟲劑，並且直接服務小農。」阿莫泰吉強調。他所描繪的小農和有機農業的圖像，其實更接近農業生態學的內涵。

有趣的是，目前世界展望會與 FARA、國際平權組織CARE等團體合作，推動非洲氣候智慧型農業聯盟（Africa CSA Alliance），成員中赫然發現曾撰文批評CSA 的樂施會（Oxfam）。樂施會成員雖並未出現在這場會議中，但現場留有屬名樂施會和CARE的農業生態學文宣，上頭還羅列對 CSA 的批評，嚴然就是農業生態學的捍衛者。對此，阿莫泰吉表示聯盟成員對詞彙的使用各有偏好，樂施會和CARE 偏愛農業生態學，世展會則不介意使用CSA，但精神和內涵是一致的。

究竟這是世展會和樂施會被 CSA 拉攏，還是這些非政府組織試圖以加入CSA體制的方式影響CSA的內涵並將其推向農業生態學的方向？光從氣候變遷大會上的討論還難以定論。

沒有農業就別談氣候協議 No Agriculture No Deal

另一個 CSA 和農業生態學支持者異口同聲之處，是雙方皆呼籲應該在氣候協議中提及農業，肯認農業在減碳和氣候調適上的重要角色。

CSA 支持者口號喊得響亮：「沒有農業就別談協議！（No agriculture no deal!）」

農業生態學支持者則進一步深化農業與氣候治理之間的內涵。世界農林中心（ICRAF）梅納·范·諾代克博士（Meine van Noordwijk）指出，在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CCC）的討論框架下，氣候減緩（mitigation）和調適（adaptation）被分開來討論，但這對農業是行不通的。

「如果你有機會走到農村跟農夫們討論氣候變遷，就會知道不可能只談減碳或是調適。對農民的生活來說，兩者息息相關、無法分割。」

世界農林中心的彼得·米南博士（Peter Minang）也認為，無法將農業劃入單一框架是農業在氣候變遷大會中的最大挑戰。他認為必須以新的、整合性的氣候框架來討論農業。這個框架並不特別凸顯調適或減緩，而是同時結合農業所有的綜合效益，以系統性的「地景觀點」（a landscape perspective），找出能讓農業有效發揮出最多種功能的農村地景。

這也正是農業生態學不斷強調的多功能觀點。農業生態學支持者認為，一旦人們只看單一功能，就會失去焦點。

由於農業尚未被納入氣候協議之中獲得充分重視，國際獨立研究組織 Millennium Institute 主席漢斯·黑衡（Hans R. Harren）認為必須結合各種推行永續農業的力量和行動，無論是以 CSA還是農業生態學之名，「我們需要共同的語言。」

然而可以預見的是，在巴黎氣候協議出爐之後，CSA和農業生態學之間難解的衝突、混淆、與歧異將持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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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以下簡單羅列會議上幾個關於農業生態學的問題和回應，供讀者參考：

1. 強調小農和在地生產的農業生態學，可以餵養全世界的人口嗎？

飛利浦·巴瑞特（Philippe Baret，比利時魯汶大學研究員）：產量只是糧食安全的一個面向，缺糧不必然和產量相關，公平的糧食分配是另一個關鍵。太強調收穫量就會落入舊有的、消費導向的思考框架。就算生態農業學的總產量比慣行農法少，但考量環境、生態、和氣候韌性等綜合效益，仍然利大於弊。此外，學術界對生態農業學的研究較晚，自然不如慣行農法了解得多，同時生態農業學也是小農先行實作，研究後來才跟上，還有很多研究空間。
安德烈·利烏（André Leu，國際有機農業聯盟 IFOAM 主席）：有機耕作在極端氣候下可以比慣行農法產量更高。根據2005年康乃爾大學的研究發現，在乾旱氣候下，有機耕作產量較慣行農法提高30%，也能更有效率的使用水資源，達到保育水源和固碳的效果。
希拉·艾佛（Hilal Ever，聯合國糧食權利特別報告員）：從永續發展的角度來看，工業化農業高度仰賴化石燃料資源輸入，這一點也應該跟產量一起討論。只談產量不是很永續發展的思考方式。
巴卓·阿蘭（Badrul Alam，農民之路代表）：單一小農很難完成這樣的目標，因此，我們更需要政策的支持。

2. 農業生態學施行起來百百種，讓人困惑？

諾爾·歐特（Noel Oettlé，南非環境組織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Group 農村計畫經理）：農業生態學的長處就在於它的多樣性。從生物多樣性的角度來看，這也是它具高氣候韌性的原因。農業生態學也是個不斷學習的系統。農夫跟我們一樣「都是好奇的猴子」，順著天性會想嘗試各種實驗、創造出各種正向的農業模式，這是單一化耕作沒有辦法達成的。

3. 在氣候智慧型農業的推波助瀾下，近來許多跨國農企業發表與小農合作的計畫。該如何覺察農業生態學的概念被濫用或盜用呢？

艾佛：因為農業生態學不以利潤為導向，如果氣候智慧型農業指的是農業生態學，便不會得到孟山都這類的農企業支持，而這些農企業號稱支持的農業生態學，也不會是真的。

4. 那該如何對抗孟山都這樣強大的農企業？

阿蘭：我們需要非常強大社會動員和生態農業學的倡議行動，例如像農民之路一樣開辦更多的農業生態學學校，同時進行保種的工作。
歐特：目前世界的根本問題，是我們容易相信「新的就是好的」，但我們應當提高警覺，注意任何以氣候變遷為名的新方法會有哪些環境和社會衝擊。
巴瑞特：批評孟山都太容易，我們更應該注意是哪些非政府組織、科學家、政治人物和農民組織在背後支持孟山都。
艾佛：農民之路不斷向政府進行倡議，告訴政府工業化農業之外的還有其他的另類農業模式。訴諸人權雖然是向政府課責的有力工具，但要企業負起責任，需要其他機制。目前企業跨國圈地的問題開始浮現，現有法律制度很難監督跨國企業在遙遠異國強奪原住民土地的惡行，而且往往緩不濟急。已開發國家應提升規範企業的能力。

5. 如何將農業生態學納入國家政策中？

艾佛：小農往往較難打入市場，也缺乏資源和政經實力，因此政策上必須幫助小農克服和商業農業競爭的弱勢，包括將研發和補助經費從工業化農業轉向農業生態學，國際融資機制的設計也應從工業化農業和CSA 轉向農業生態學。另外，小農的土地權益也需要被特別保障
巴瑞：氣候變遷之下，農業生態學是最好的解方。然而我們還在用20世紀的方法在解決21世紀的挑戰。現有政策模式的僵固顯示既得利益者的勢力依然頑強，因此，我們需要為農業生態學辯護，推動農業轉型，以更強有力的政治魄力來改變既有決策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