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14日 星期二

巴西的永續能源大夢:巴西甘蔗乙醇的允諾與失落 (下)

巴西一處甘蔗園在收獲前,先將甘蔗葉與雜物焚燒,以利採收,工作人員則噴水控制燃燒。 (UN Photo/Eskinder Debebe)

文/賴慧玲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台達環境獎學金得主)

    生質能源常被批評與糧爭地、造成森林濫伐等問題,巴西甘蔗乙醇也不例外。面對環境組織與歐盟國家一連串的質疑,2000年代巴西政府著手一連串政策,試圖將巴西甘蔗乙醇打造得更加「永續」。

全面打造「綠色」形象

   例如,巴西政府在2008年與產業界合作,投入1600萬巴西里爾 (約512萬美金) 塑造巴西乙醇「乾淨能源」形象。2000年代中期,巴西農業、畜牧與食品供應部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Livestock and Food Supply, 簡稱MAPA) 委託旗下EMBRAPA 提出National Agroenergy Plan 2006-2011, 明確宣示在強化農企業競爭力的前提下,將保護環境、減緩氣候變遷與促進偏遠地區發展,納為擴展生質燃料的目標。

    2007年巴西政府又頒布 Green Protocol Program,將在2017年前以機械全面取代傳統人力收割方式,根絕以火燒蔗田,造成空氣汙染和健康危害的傳統採收方式。此外,2009年巴西政府根據全國土地普查資料,頒布 Sugarcane Agro-ecological Zoning Program (簡稱 ZAE Cana),盤點全國適合種植甘蔗的地區,劃分成不同等級,作為甘蔗擴張的區位發展依據,並避開亞馬遜森林和潘特納爾濕地 (Pantanal) 等生態敏感地區,以示對環境保護的重視。


影片:Sugarcane Agro-ecological Zoning Program 巴西甘蔗農業生態區域規劃

    某種程度來說,巴西政府為了行銷甘蔗乙醇,確實比其他發展中國家在強化生質能源的永續標準上,費了更多的心力。

    但是,在巴西乙醇光鮮亮麗的成績單與綠色包裝的背後,到底隱藏了多少環境成本?而這些成本又是落到了誰的身上?

巴西農業部舉辦的2015年生質乙醇高峰會。(Flickr of Secretaria de Agricultura e Abastecimento)

甘蔗如何進逼森林

    首先,從最受爭議的土地利用變更 (Land-use change) 和森林破壞 (deforestation) 來看,巴西政府與產業界宣稱甘蔗擴張對敏感生態環境造成的衝擊不高,原因是巴西甘蔗的主要產區大多距離亞馬遜森林2000公里以上 (圖2),而新擴張的蔗田原先多為低度使用的農牧地。

    在酪農業集約化和各種農作物產能提升的現狀之下,就算蔗田擴張,這些農牧業也不需要更多的土地來維持或提高產量,自然也不會衝擊到整體糧食供應。且巴西擁有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廣大可開發用地。根據 ZAE Cana 的統計,全巴西尚有 6470萬公頃 (約18倍台灣面積) 的土地適合轉作甘蔗,而這是2012年總耕作面積的7倍之多。換言之,在農業技術和工業化模式的支持,以及ZAE Cana 的引導之下,巴西甘蔗發展的空間仍綽綽有餘。

    這樣的說法也得到遙測衛星影像和官方資料的支持。根據一項遙測衛星影像研究的分析,2003年起快速擴張的甘蔗田確實有99%是轉作自農牧用地。

圖2:巴西甘蔗主要產區與亞馬遜森林的相對位置,此圖常被擁護者援引為甘蔗乙醇辯護。
圖片來源:UNICA

圖3:1980 至2012 年巴西甘蔗耕作面積變化圖。五百年前甘蔗最早落腳於巴西的東北部地區,1970 年代後,土地和氣候條件更佳的東南部地區開始急起直追。位於東南部的聖保羅州是目前巴西甘蔗的主要產區,囊括全國半數以上的蔗田和2/3的甘蔗產量。2003年至2012年擴張的蔗田中,絕大多數都集中在東南部、中西部與南部五個州,其中同樣以聖保羅為大宗,並有朝中西部擴張的趨勢。資料來源:UNICA

    但真正的關鍵,在於間接土地使用的變更 (indirect land-use change)。部分研究者認為,就算甘蔗擴張並未直搗森林,也仍可能導致其他農牧業向亞馬遜森林挺進,進而間接造成森林的破壞。

    這樣的擔憂其來有自。在1970年代甘蔗擴張初期,巴西東南部的土地價格因甘蔗用地需求而開始上漲,部分牧牛業者便趁高價將牧地賣給糖廠和蒸餾廠,再遷移到亞馬遜一帶土地價格便宜的地區開墾放牧。同時,由於東南區牧牛供給下滑,市場需牛若渴,又促使亞馬遜地區的牧牛業者開墾更多森林來供應市場缺口。

    甘蔗擴張帶動土地上漲的現象,在2003 年快速擴張期之後又更加顯著。自1999年至2008年,甘蔗最大產區聖保羅州 (São Paulo,圖2右下方的 SP) 土地價格翻了四倍,對收入不豐的牧牛業者來說是難以抵抗的吸引力,許多酪農於是將土地賣出或出租給甘蔗公司。而高漲的土地價格,也抬高了其他農牧活動的經營成本和門檻。結果就是大多數的主要產區耕地集中在少數財力雄厚、甚至具有外資色彩的甘蔗企業手中,引發「圈地」(land grabbing) 的疑慮。

    而離開甘蔗產區的其他農牧業者,未必會如官方預期地進行集約化耕作。學者 Novo 等人(2010) 對巴西東南部酪農業者的研究發現,由於集約化成本較高,這些家庭農場往往選擇以擴張產區的方式來提高產量。此外,由於土地價格較便宜的中西部地區,土地往往較為貧瘠,新移入的農牧業者反而必須開墾更多土地以維持一定產量,間接提高了對亞馬遜森林的威脅。同時,隨著蔗田不斷朝中西部挺進,甘蔗業及其他農牧業前線與亞馬遜森林的距離大幅縮減,也提高森林破壞的可能性。

    換言之,現實趨勢有可能和「生產力提高、土地需求下降、森林破壞減少」的官方預期相反。

    事實上,受到甘蔗威脅的不只有亞馬遜森林。一般認為甘蔗產業是造成早年大西洋沿岸森林 (Atlantic Forests) 消失的元凶之一。此外,為了保護河岸自然生態,巴西政府規定,小型河流兩岸10公尺與大型河流兩岸500公尺範圍內,為河岸植被保護區,禁止任何開墾活動。但是,實際上違法開墾非常普遍。根據一項2007年的研究估計,聖保羅州約有75% 河岸保護區已被開墾為蔗田和牧地。

    人類學家 Newberry (2014) 的田野研究也發現,在中西部戈亞斯州 (Goiás,圖2中的GO) 的蔗田擴張區,許多和跨國甘蔗企業契作或出租土地的農民常常違背法令,在自家土地的河岸自然保護區上放牧。這並不是缺乏環保和氣候變遷知識的愚民之舉,而是小農被捲入無力掌握的全球糧食和能源貿易體系之下,為求生計穩定的自保之道。而這樣意外的環境破壞,往往不在官方和甘蔗產業的如意算盤之中。

    在巴西看似先進和永續的政策之中,還有不少關鍵漏洞。最明顯的莫過於巴西疏林草原 (Cerredo) 被排除在環境保護之外。巴西疏林草原是世界上生態最豐富也最受威脅的生態系之一。儘管巴西環境部已肯認草原植被破壞的嚴重性不亞於亞馬遜森林的威脅,但至今只有2.2% 被劃為保護區,而且不被ZAE Cana 所援引。在ZAE Cana的分類中,巴西疏林草原是重要的甘蔗適宜區,而非敏感生態系。這不僅顯示政策制定與區未分類上的任意性,也凸顯了巴西政府內部整合不足、以及不同部門和利益之間的政治角力。

    ZAE Cana 讓人詬病之處,還包括獨算甘蔗而未思及其他農牧業的互動和影響、未算入間接土地使用變更、不溯及2009年前快速擴張的甘蔗區、而且尚未通過國會審查,留下農企業為自身利益移除環保限制的機會。ZAE Cana更根本的問題,在於將土地簡化為量化的資源,忽略土地與文化、社會的複雜關係。例如,在中西部南馬托格羅索州 (Mato Grosso do Sul, 圖2 中的 MS),因甘蔗產業擴張帶動土地價格攀升,使蔗業伸入原住民族Kaiowá-Guaraní傳統領地之中。這些土地爭議造成農場地主與原住民族雙方激烈的流血衝突,不是「適宜種植」這樣的分類所能夠處理的。

    因此,即便巴西的甘蔗擴張以原農牧用地為主、並在政策引導下避開亞馬遜森林等環境敏感地帶,也難保證未有直接、間接的森林破壞,或能解決土地相關的社會紛爭。

工業化農業永續嗎?

    巴西甘蔗乙醇產業具有工業化、集約化、高度資本密集的特徵,並且有越來越有外資化和財團化的趨勢。自綠色革命以來,大規模單一耕作、機械化、和對用化石燃料製成的殺蟲劑和肥料的高度依賴,隨著甘蔗乙醇的發展以及偏袒農企業的政策走向,不斷地擴張。巴西政府宣稱,這樣大規模的農企業生產模式,具有正向的環境效益,還有助於發展偏遠的中西部地區,達到經濟、環保和社會發展的三贏效果。但,真的是這樣嗎?

    現有文獻中,已有不少學者針對這個工業化農業的永續問題進行探究,也揭示工業化甘蔗生產的諸多環境問題。

    首先,大規模單一種植的甘蔗田和原生自然環境大相逕庭,常伴隨在地生物多樣性銳減,以及原生植被環境破碎化等問題。當河岸植被被破壞之後,河川的水域生態系便更容易受到人為活動的干擾,包括肥料流入導致河川優氧化以及水生生物群落改變等。另外,大規模蔗田利於嚙齒動物生存,猖獗的鼠患為當地居民帶來傳染病的威脅。一項聖保羅州的研究發現,水豚 (capybaras) 族群隨著甘蔗擴張而急遽增加,提高了斑疹熱 (spotted fever) 的傳染危機。然而滅鼠藥 (rodenticide) 毒性很高,大規模使用也可能帶來不利的環境與健康影響。

    機械化農耕和大量施用化學藥物,也帶來土壤惡化和地力耗竭的苦果。例如,在耕作轉換期和空窗期間,缺乏植被保護,容易發生土壤侵蝕;而大型農機會將土壤壓實,進而改變土壤的孔度 (porosity)、密度、和滲水性。此外土壤中殘留的化學農藥 (包含已被歐盟禁用的草脫淨),不僅會對小型土棲動物造成威脅,也可能透過不良的灌排系統進入周遭水體,汙染水源。

    除了水質下降,甘蔗乙醇的生產過程中需要大量用水,也衍生出廢水排放問題。在過去,酒精蒸餾之後,往往將富含有機質和養分的酒糟 (vinasse) 直接排放入河川之中,造成水體優氧化和無氧 (anoxia) 現象,形成魚群大量暴斃的死區 (dead zones)。雖然現在酒糟已回收作為有機肥料,重新施放到蔗田中,但因其中富含鈉、鉀等成分,容易造成土壤鹽化。加上盜排和管線破裂事件時有所聞,溢出的酒糟容易在蔗田周邊匯流成灘,臭味沖天。而酒糟儲存槽也容易孳生蒼蠅,引發公共衛生問題。

    另一個和甘蔗產業息息相關的公共衛生問題是空氣汙染。傳統手工收割之前,為了提高工人採收的效率,會用火將甘蔗乾枯的枝葉燒掉。火燒蔗田之後會釋放出一氧化碳、甲烷和懸浮微粒等物質,容易引發呼吸道疾病,甚至有致癌風險。雖然巴西政府與甘蔗產業正推動以機械取代傳統人力收割,以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及改善空氣汙染和疾病問題,但傳統手工收割仍然常見。

    事實上,以機械取代人工收割,正凸顯出巴西甘蔗產業最為人詬病的勞工剝削問題,以及嚴重傾斜的權力結構。
RaÍzen公司使用機械來收割,減少人力。(Shell's Flickr)

2007年,Severino Ramos de Andrade 從事甘蔗採收工35年,
他擔心自己的工作會因為機械化而被取代。 (United Nations on Flickr)
     每年甘蔗收割季節一到,數以萬計的流動工人透過中間人的牽線,從較為貧窮的東北部地區來到東南部甘蔗產區從事吃重的採收工作。這些來自經濟底層的採收工們必須長時間在豔陽下重複彎腰砍收甘蔗、搬運等耗體力的工作;工作環境中通常沒有提供飲用水和廁所等基本設備,且得長時間在無適當裝備保護之下,大量暴露在空氣汙染和灰燼之中。因此,這些工人也是呼吸疾病與空汙的最大受害者。

    流動工人的薪資,是每日按採收量實行日薪制,然而採收量與薪資的計算完全掌握在資方手上,工人無實質議價能力,使得薪資報酬過低。工人們為了多攢一點錢,常常不顧自己的身體狀況超量工作,疲勞造成截肢、過勞死等工殤意外頻傳。為了存錢,工人們往往住在衛生條件欠佳的臨時木板屋聚落,苦悶的生活處境也為聚落帶來性病、青少女懷孕和藥物濫用等問題。

    民間團體擔心,工業化收割可能會讓這些教育程度有限的流動工人雪上加霜。失去工作機會之外,留在崗位上的工人們可能會被分派到機械無法替代、環境卻更為嚴苛而危險的工作。不管是哪一條路,這些工人們都可能進一步被推到社會經濟的邊緣位置。

    巴西政府和部分企業曾嘗試透過政策和自律行動來改善勞工處境,但違規事件層出不窮,政府也無法有效管制。因此,有評論者直言,巴西甘蔗產業的高競爭力,其實是藏在高科技與現代化農業表象之下,依靠剝削勞工和環境、壓低成本打造而成。

    工業化農業的苦果,也落在小農身上。巴西甘蔗田大部分都由農企業所擁有,少部分與農民契作或租用田地。根據學者 Fernandes 等人(2010)的研究,在政府鼓勵和企業利誘之下,一些巴西無地農民運動占領區 (settlement) 的農民被吸納入農企業的甘蔗生產模式之中,在出租土地、花光租金之後只得淪為季節性的甘蔗流動工人。他們無法參與契約的制定,也無法約束甘蔗企業履行契約。當企業無利可圖拍拍屁股走人之後,農民們必須承擔留下來的爛攤子,包括過度施肥和施藥而衰竭的土地,被汙染的河川和惡化的居住環境。

    而當大規模單一化蔗田取代了多樣化的糧食雜作,許多原本在地生產的食材必須由外地進口,成本提高,也讓在地食物價格上揚,而衝擊最大的,很可能同樣是這些生活不易的流動工人、小農和在地居民們。

RaÍzen 標榜以有機的肥料來挹注甘蔗田地力,照片中可見大面積的單一物種種植
以及地貌改變。(Shell's Flickr)
巴西甘蔗乙醇的失落

    乍看之下,巴西的甘蔗乙醇政策猶如再生能源的成功典範。巴西能在世界能源版圖的快速變遷與競奪之下超英趕美,應證了在政策、資源與機運的交互作用之下,發展中國家也能躍昇再生能源大國的可能性。而巴西積極回應買家對環境和糧食安全的種種質疑,不斷推出新的綠色法規和技術強化生產鏈的環境標準,彷彿也驗證了市場機制可帶動永續發展的美好期盼。

    然而細看其發展與環境代價,巴西甘蔗乙醇的現行模式存在著本質上的弔詭。

    大規模工業化的集約農業伴隨著生物多樣性流失、自然棲地破壞、土地與水源惡化等環境苦果,在意識形態上又服膺於經濟成長至上的資本主義邏輯,而這些,正是讓人類走到今日氣候變遷等全球環境問題的推手之一。因此,某種程度上,將巴西甘蔗乙醇當作「綠色」替代能源,無異於將問題的根源包裝成問題的解決之道,陷入惡性循環。

    再者,透過嚴重向農企業利益傾斜的政策,以及集中化的資本積累,現行的巴西甘蔗乙醇模式不斷強化農企業與工人和小農之間極端不平等的權力結構,使發展的代價和利益分配,嚴重不均,衍伸出許多公平正義與社會問題。而這些,正和促進社會融合(social inclusion) 的巴西生質能源發展目標以及永續發展的內涵,背道而馳。

    就如學者 Borras 等人 (2010) 所警示,包括巴西甘蔗乙醇在內的生質燃料,已成為跨國農企業和石油巨頭的新獲利基地。這些富可敵國的跨國企業,長久以來對環境與人權的侵害爭議不斷,而其壟斷全球糧食和能源市場的龐大勢力,向來不易制衡。如今兩方攜手跨足生質能源產業,與汽車和生物科技產業形成新的聯盟,讓這龐大的政治經濟結構更加糾葛複雜,恐將更難撼動。

    在這樣的結構和體質之下,就算巴西甘蔗乙醇的未來,如政府和產業預期地朝基因改造甘蔗 (以降低農藥和肥料的使用) 以及第二代生質燃料 (以非食用的蔗渣和蔗葉為原料) 發展,也無法擺脫這些本質上的弔詭,以及伴隨而來的環境和社會代價。在巴西甘蔗乙醇蓬勃發展和綠色形象之下,將繼續藏著無法達成永續允諾的失落。


相關閱讀:巴西的永續能源大夢:巴西甘蔗乙醇的允諾與失落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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