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台灣一個綠色新年禮物

　文／陳楊文(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環境計劃主任)

　昨晚下班時，隨手檢查了信箱，收到兩張來自市府的宣傳單，一張是市長給市民的年底清潔月相關訊息，一張是有關年底大掃除時，可棄置大型垃圾的回收地點。

　因為前一陣子代表基金會與北市府環保局討論，今年有那些項目可以合作，所以就特別留意了這張市長所給的公開信。讓我感到興趣的是，信的背面印了一篇有趣生動的文章(見文末)，是一位美國人在台灣學到的垃圾分類功課。



倒垃圾成儀式 勤分類是榮譽
　對我這個台北居民來說，倒垃圾幾乎已是每天必經的一個環保儀式，無論陰晴寒熱，即使是像前天極冷的元旦，這些儀式都不斷地在發生。

　雖然我有時難免會在心裏抱怨，也不太想每天出門丟垃圾，但有時候卻又能拿這個儀式，作為推掉應酬的好藉口。像是「我九點前要趕回家倒垃圾呢！」的回答，讓聽者無不默然首肯，在這神聖的任務前提下放我一馬，好讓我回家執行公民的責任。

　當我離開台北時，與外地人談到在台北市倒垃圾經驗，更是有一種地球公民的榮耀，也是一種先進的象徵。

　「看！我們台北人每天都在作這種愛地球的神聖行動」。每次興高采烈談到這個話題，就會有兩種表情出現，一種是外地人無不投以羨慕的眼神，恨不得所住的都市也有這種集體行為可參與；另一種是落寞的表情，是來自同行的台北人，可惜所住的社區已經有收集垃圾的服務，倒垃圾的趣味無形被剝奪，台北人所共有的記憶也少了一塊，沒有那麼完美。

　據說，這樣的制度是由公民組織「主婦聯盟」，率先在台北市內湖區（也是我上班的地方）推動起的，後來在市府與全體市民的共同努力下，逐漸發展出全市的一個環保集體行為，如今在外國人的見證下，更加深我對台北市的榮耀感。

城鄉間有綠色鴻溝 讓減廢成綠色禮物
　前陣子，我在與一群校長討論如何在校園推動節能減碳時，與會的教育部官員說，台灣已花了一世代人(我猜是9年，小一到中三)的時間，在實踐垃圾分類的教育。確實，如今在全台灣的中小學校園內，垃圾回收與分類早已成為共識與共同的行為標準。不幸地是，據說到了大學校園，或是台北市以外的鄉鎮，就有很大的落差。像我父母所住的城市，小小五平方公里的面積，垃圾車之頻繁可說冠於全國，一天可以有五趟的垃圾車造訪，而且隨到隨丟，幾乎沒有強制分類，方便歸方便，但無形中鼓勵生產垃圾，一點也不環保。想到此，雖然有時也會利用此方便，偶爾帶垃圾回去丟，但是總有一種罪惡感，就寧願將垃圾留著，繼續成就神聖的集體行為。這樣的行為，說是給這塊土地的一個綠色禮物，我想一點也不為過。

　我今天上午進辦公室後，立刻興孜孜地打電話給認識的環保局官員，告訴她 Julia Ross 這篇短文寫的真好，是不是可以印在垃圾袋上面？反正倒垃圾的人，有時候提早到了沒事幹，讀一讀這種經驗的分享，不是也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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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來自台灣的綠色禮物
原文請見：What I Picked Up About Trash in Taipei
(以下譯文出自台北市環保局的文宣，由台北市環保局長沈世宏親自翻譯)

　當我兩年前計畫搬到台北時，從沒想過「垃圾」這回事。出發前的一個禮拜，我滿腦子都想著搬到國外會遇到的挑戰──找地方住、買手機，還有搞懂公車系統。我最擔心的還是整天上中文課，中文發音的四聲，書寫時複雜的橫、豎、撇、點、折，對老外而言實在很困難。

　怪事伴隨著跨文化經驗而來：意外的挫折使人惱怒，根深蒂固的習慣受到挑戰，對我來說，丟垃圾就是其中之一。

　在台灣這樣一個住了兩千三百萬人，距離中國只有一百英里的葉狀島上，處理垃圾可是件大事。我對此事的首次體認來自我在台北的房東，她幫我上了堂速成班，教我如何像本地人一樣丟垃圾：首先，到轉角的便利商店7-11買台北市專用垃圾袋，然後到附近巷子口等垃圾車，最後，親自把垃圾丟到垃圾車裡。

　房東說，垃圾車到的時候有音樂，所以你一定會認得。我一聽就認出來了，他放的是單音版的貝多芬名曲，給愛莉絲。

　有了音樂的幫助，我很快就知道該在何時何地倒垃圾。但搞懂資源回收的系統可麻煩多了。在台灣，資源回收車通常跟在垃圾車後面，但他們只在特定幾天出現，而且只收特定物品。根據嚴格的處理程序，塑膠瓶和塑膠袋要分開處理，平面類回收資源（例如保麗龍餐具和紙製便當盒）只有週一與週五回收。如果你在錯誤的時間提著一捆報紙，你會聽到清潔人員的抱怨，老外裝無辜也沒用。

　等垃圾車是台灣最生動的社區經驗。許多個傍晚，我看見夜市小吃攤老闆手提一大桶蛋殼，跟便利商店店員聊天，旁邊站著一群交換廚房用具的菲傭，活像週日早上的跳蚤市場。拾荒者迫不及待地收集厚紙板與報紙，希望能多賣點錢。里長也會出來吹哨子保持交通秩序。

　人行道旁倒垃圾的經驗是我認識台灣廢棄物處理體系的開端，市府環保單位員工與市民各司其職，使這個體系運作順暢。看著這個城市井然有序的垃圾分類，我慚愧面對多年來半吊子的垃圾分類經驗，並暗自立誓以後要更努力。我感覺自己跟這些在都市運輸體系與大學的清潔人員站在同一陣線上，每天仔細地檢查捷運站與大學校園裡的垃圾桶，尋找鋁罐等回收資源。我也相當欽佩美食街的工作人員，他們總是在我找到垃圾桶之前（事實上也沒垃圾桶），就迅速地將桌上的速食包裝紙與餐具收走。

　此外，有些房東好管閒事，同時又要處理房客垃圾。我有個美國朋友搬進了台北的一間公寓，因為房東太太看到了他的垃圾後，痛罵他吃太多糖果而不吃水果，把這可憐的美國人嚇呆了。隔天，這個美國朋友羞愧地買了一袋橘子，希望房東太太能看到他放在垃圾最頂端的橘子皮。

　我的台灣朋友告訴我，十年前，台北市人行道上常有大量腐臭的垃圾，當時根本不可能想像今天的整潔景致。這必須歸功於垃圾費隨袋徵收制度有效減少垃圾量，以及嚴格的資源回收制度發揮效果。這些改變創造了更乾淨的市容。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這些制度在這個民主制度仍在紮根的地方，燃起了公民的責任意識。當台灣致力於打造發展中的代議政治體系，他們也打造出乾淨的環境。這個得來不易的結果顯然非常值得稱許。

　回到美國，我們聊「碳抵銷」話題來消磨無聊的長程飛行（我到台灣之前根本還沒聽過這玩意兒），過去一年來綠色意識的宣揚看似得到很大的進展。但在我回到美國的這三個月來，美國的消費型態比以前更旺盛，資源回收的機會跟以前一樣半吊子。減少「碳足跡」是對抗全球暖化的時髦方式，但為何不從減少昨晚外帶所產生的垃圾做起？

　在我來台灣之前，我是個懶散的環保主義者，我願意回收酒瓶與報紙，選擇紙袋而不用塑膠袋，但如果會造成我的不便，我就不願意再多盡一點心力。現在，找藉口不再那麼容易。生活在一個必須用我所買，必須回收每個優格杯與果汁罐的地方，讓我感受到乾淨街道在公民社會裡的價值，也讓我體認，我對我消費的每項物品都有責任。這一課跟學中文一樣有價值。

【延伸閱讀】
中國天益社群的討論(簡體)
香港環保觸覺綠色聖誔計劃
威廉．麥唐諾、麥克．布朗嘉 2008《從搖籃到搖籃》野人：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