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化影響 未來炎夏更加難耐

　圖／由於盆地地形與都會區熱島效應影響，台北市在夏季常有高溫紀錄。(照片由台達電子基金會提供)
　文／柯佳吟(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特聘博士後研究員，原題：「夏天將會比你想像的熱還熱！」）

　你是不是發現今年夏季特別熱呢？根據氣象局統計，台灣2011年6月平均氣溫達28.52度，僅次於1980年，而全台灣台北、新竹、台中、阿里山和嘉義等地六月平均氣溫，均為創設站以來最高紀錄。台北更已有13天高於35度，這是百年紀錄。今年異常高溫的六月雖不能斷定是暖化的影響，然而這樣炎熱的夏季卻可能成為常態。

　史丹佛大學科學家近期即將發表的一份研究中(預計於六月底發表於Climate Change期刊)，更將揭示一個可怕消息：如果溫室氣體濃度持續增加，在未來的20至60年間，全球多個地區可能將經歷一個不可逆的夏季氣溫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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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去，我們總以為一個熱浪或暖日就是全球暖化的跡象。其實對於科學家而言，單一個氣候事件並不能代表全球暖化，也不能因此將這樣個別的極端氣候事件歸因於全球暖化，只有具有長遠的趨勢才是科學界公認為全球暖化的證據。

更炎熱的夏季將成為常態

　從這份史丹佛大學即將發表的研究中發現，位於中緯度地區的歐洲、中國和北美洲地區（包括美國），在未來的60年內可能會看到夏季氣溫的極端變化；而僅僅在未來的20年內，位於熱帶地區的非洲、亞洲和南美洲，則可能出現「永久」和「前所未有」的炎熱夏季。研究人員指出，最直接且極端的溫度上升，預計將發生在熱帶地區。

　根據美國國家氣候數據中心(The National Climatic Data Center)資料，以去年為例，2010年與2005年並列為史上最熱記錄，高於全球正常平均氣溫約1.12華氏(約攝氏0.62度)。大多數的大氣科學家認為這樣的升溫起因於，工業生產過程和汽油燃燒的氣體相繼釋放到空氣中，造成了全球暖化，而這也正是所謂的「人為性的全球暖化」(man-made global warming)。

　科學家提出了新論點，也就是當前最熱的氣溫將成為「新常態」。他們分析超過50種氣候模型，包括各種分別在20與21世紀的情境模擬，以及利用這些模擬回推過去50年的地球氣候，以驗證模擬的準確度。根據上述模擬的預測結果，大面積的地球有可能升溫比我們預期更快，到本世紀中期，即使是最冷的夏天也會比過去50年最熱的夏天還要熱！此外，不僅僅是氣溫上的新常態，在五月時，科學家和政府更相繼提出了大雨、大雪、洪水和致命乾旱等的極端氣候事件，都可能會在氣候變遷的影響下成為一種新常態！

酷暑將衝擊人類農業與健康

　而如果氣候改變真是這樣的情形，那麼勤擦防曬油、出門不忘戴上太陽眼鏡、作物勤灑除蟲劑將不再有重大意義，因為不同季節下溫度的急遽上升，可能將嚴重影響人類健康和農業。

　從人類健康層面來看，熱浪可以殺人，例如2003年發生於歐洲的熱浪即殺害了大約35,000人；去年，在俄羅斯創紀錄的熱浪與伴隨而來的森林火災霾害，也造成每一天約700人死亡；從農業層面來看，部份的新研究表明，全球變暖已經阻礙了作物生產，較高的溫度會導致作物脫水與避免授粉，而進一步使得食品價格上升，此外，暖冬使害蟲得以存活更長的時間，容易對植物產生病害威脅，而溫室氣體也會直接影響植物的結構，降低其防禦能力。

　同時依據各界的預測，人類還需面臨全球暖化下其他可怕的環境衝擊，包含到2100年海平面上升可能威脅到美國沿海180個城市，如邁阿密(Miami)、新奧爾良(New Orleans)、佛羅里達州的坦帕市(Tampa)和弗吉尼亞海灘(Virginia Beach)都可能在本世紀的結束前喪失達10％以上的陸域土地面積。聯合國的報告中則是預測，到2020年，將有五千萬「環境難民」產生；另外，挪威難民委員會成立的「國境內流離失所監控中心」(The Internal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Centre)也提出數據，過去這一年，因自然災害而流離失所的估計有4,200萬人，同時監控中心也認為，超過90％的自然災害乃由天氣造成，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全球暖化的環境衝擊。

面對氣候變遷的行動不能等待

　究竟還有多少隱而未現的威脅存在於我們身邊？即便未能累積到足夠顯著的證據，我們是否就需要認真採取行動去應對超乎我們預期的全球暖化？我們的氣候預期將錯過京都議定書的最後底限，去年全球能源相關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達到有史以來的最高。

　「我們真的要等到無法忍受高溫的炎熱時，才要採取重大行動來面對全球暖化嗎？(Will significant action against global warming have to wait until we can’t take the heat?)」美國關心氣候變遷議題的民眾提出這句口號，希望呼籲其他所有民眾與政府更積極的參與，共同減緩氣候暖化並減少碳排放量，以更進取的行動面對暖化。那麼在臺灣的你我是否也該更積極的為我們的寶島與地球盡分力呢？相信你我都不想讓現在已經不能忍受的高溫成為未來的「低溫」。

作者簡介
柯佳吟，台大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博士，為已故氣候學者史奈德(Prof. Stephen H.Schneider)與其遺孀泰瑞茹(Prof. Terry L.Root)共同指導的學生，曾於史丹佛大學研修氣候變遷調適與減緩策略，以及生態系服務等議題。目前正處博士後研究期間，希冀透過國際合作方式，多面向探討氣候變遷議題。

【延伸閱讀】
《高溫情境 威脅你我安養天年》王玉純 28-May-10 低碳生活部落格
《暖化造成極端氣候成災已證實(節錄)》劉紹臣 12-Jul-10 低碳生活部落格
《氣候異常 恐不再讓人意外》柳中明 17-Jun-09 低碳生活部落格

再思台灣低碳飲食推動策略

　圖／外國進口的水果在運輸過程中既耗能又容易因損壞而浪費。(照片由台達電子基金會提供)
　文／趙家緯(低碳生活部落格志工寫手，綠盟能源與氣候變遷小組召集人)

　飲食習慣的調整被視為降低碳足跡的重要步驟，如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的IPCC主席Pachauri既曾指出：「別吃肉、多騎單車、簡約消費，便是每個人可減緩氣候變遷的方式。」（ABC News）而根據英國的研究顯示，2001年時每戶因消費行為產生的碳足跡約為20.7噸，其中因飲食造成的碳足跡約為兩噸左右，此排放量相當於一年內小客車的使用所產生的碳足跡。(SEI, WWF and CURE,2006) 而聯合國農糧組織的調查更顯示，畜牧業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所佔比例達18%，超過交通部門。而根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永續資源管理小組的報告指出，飲食是當前最應優先矯正的消費行為之一，其佔了全球碳足跡達27%左右。（UNEP，2010）

　反觀台灣，環保署雖於今年一月頒布《國民低碳飲食選擇參考手冊》，而許多學校更紛紛響應週一不吃肉的活動，但目前採用各項推動策略，是否足以達成低碳飲食之目的？

　因此本文將先彙整國內外研究，探討台灣飲食碳足跡之變化趨勢。進而分就飲食種類、食物來源、食物耕種與飼養過程等三個層面，探討如何降低飲食碳足跡。最後則就台灣既有低碳飲食推動方式加以分析，並根據其不足之處，提出策略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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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飲食碳足跡之回顧
　根據國際研究分析，2001年時台灣人均飲食碳足跡約為1.6噸 左右，佔總碳足跡的14%左右，較國際平均比例為低。(Hertwich and Peters 2009)但依據糧食平衡表之統計，雖然總飲食以及總肉食攝取量，並未增加，但在牛肉攝取量，卻增加了36%。而根據研究，牛肉為所有肉品中單位重量碳足跡最高者。因此，若以國際碳足跡資料庫進行估算，則2009年的飲食碳足跡，將較2001年高出10%。而若為了能達成削減台灣碳足跡之目標，則在飲食習性上，亦應有相對應之調整。

你吃了什麼-飲食種類
　飲食種類的關鍵議題既為探討個人每天飲食中各類食物的攝取量，亦即「吃什麼？」先前均是從營養與健康的角度上來思考，然而目前農業佔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的20%，而農業中又有80%的排放是來自家畜飼養，由此可知研擬個人低碳生活指南時，調整食物攝取量以及配比，是相當重要的。McMichael等研究者（2007）指出目前世界人均肉食量每日為100克，其中富裕國家每日肉食量達200~250克，貧窮國家則僅有20~25克。而依目前的科技，最多能使能家畜飼養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20%，因此若欲使2050年時，農業部門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維持2005年的排放量時，人均肉類攝食量應減少至每天90克，其中來自紅肉的量，不能超過50克。

　根據農委會統計，台灣於2009年時，人均每日肉食量為202克，其中紅肉總量為117克。因此若要落實個人減碳，則每日肉食量攝取量應減半，亦即每日午、晚兩餐中，有一餐應由葷食改為素食。

你的食物從哪裡來-食物來源
　在全球化經貿連結的時代，舶來品不再是奢華的代稱，而是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名詞。根據英國的調查，2002年食物的運輸，佔了其國內貨運運輸的25%，而且食物運輸過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達一千九百萬噸，約佔交通部門總排放量的8.7%，其中以航空運輸的碳排密度為最高。歐美各國為了減少食物運輸過程中的碳排放量，則開始推廣『食物里程』的運動，亦即鼓勵消費者選擇生產地離自身所在地較近的產品，縮短運輸過程的能源消耗以及碳排放量。

　雖然根據Weber 和Matthews(2008)的研究指出，食物運輸過程的碳排放量，遠不及食物生產過程的碳排放量。但若能落實食物里程的觀念，每戶每年仍可減碳0.4公噸。

你的食物怎麼來的 - 耕種與飼養過程
　以往推廣有機食品的概念，總是基於要保護人體與土地的健康，然而在高油價時代所造成的化肥的上漲，讓一般大眾瞭解食物的生產方式，也與資源耗竭及氣候變遷相關。

　依據康乃爾大學Pimental等人的研究(2005)指出，有機玉米田的每公頃的能源需求量相較傳統化肥為主的耕作體系，低了28%~32%。此外，聯合國農糧組織亦指出有機耕作時，因其氮肥投入較少、高碳氮比、保存適當的植被的特性，所以可減少強度較高的氧化亞氮（N2O）的排放。綜合以上因素，一份根基於歐州的農耕型態的研究指出，每公頃的有機農田其溫室氣體排放量較傳統農田低了48%~66%。(Ho M.W. and Ching, 2008.)

　在肉食方面，為了因應目前大量的攝取量，畜牧業均採取工廠式的飼養法來取得肉品，但此畜牧方式，仰賴大量飼料、能源的投入，間接導致大量溫室氣體的排放，根據聯合國農糧組織的調查，目前畜牧業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甚至多過交通部門的排放，佔總溫室氣體排放量的18%。(FAO, 2006)而根據瑞士的研究，以牛肉為例，若能採用以草食為主的方式飼養，則其溫室氣體排放量可降低40%。（Cederberg and Stadig, 2003）

避免食物的浪費

　廚餘的產生，不僅使後端廢棄物處理階段時，會產生溫室氣體的排放，更重要的，其意謂許多食物的過量生產，導致許多不必要的碳足跡之排放。以英國為例，其2009年時產生830萬噸左右的廚餘，而因此所產生額外溫室氣體排放量則高達兩千萬噸左右，約為其國內排放量3%。除此之外，因為農業為主要的耗水來源，因此大量的廚餘亦象徵了水資源的消耗。因此根據評估，其因廚餘所產生的額外水資源消耗，達到六十二億噸，約佔耗水量的6%。(Chapagain and James 2011)

　而根據國際農糧組織(FAO)所委託的研究，若就全球食物生產鏈進行分析，則從生產、配送、消費等階段產生的廚餘量，高達每年13億公噸。若以區域別進行分析，則北美的人均廚餘量達到每年280-300 公斤為最高，而新興亞洲地區的人均廚餘量則在每年240公斤左右。然需特別關注的則是，大多數的廚餘並非來自家戶因過度購買或保存不當所產生，而一半以上的廚餘來自生產過程。(Gustavsson et al. 2011)

　而就台灣而言，2009年時，來自家戶以及生產過程的總廚餘產生量約為80萬噸左右。若參考英國的情形進行碳足跡的估算，則至少因廚餘產生的額外碳足跡亦達兩百萬噸左右，若分配到飲食碳足跡之時，會使其增加0.1噸，約8%以上。顯見降低廚餘產生，亦應被視為台灣推動低碳飲食的重要對策。

低碳飲食的促進策略

　環保署為協助民眾削減碳足跡，其於今年提出《國民低碳飲食選擇參考手冊》，分就生產、運輸、採購、烹煮、食用等階段，提出相對應的減碳策略，如圖所示。此外，其亦配合舉辦低碳烹飪大賽等活動，以推廣此概念。甚至各地方政府，亦響應民間團體之倡議，鼓勵各級學校參與週一不吃肉的活動。而近期學校則進一步將低碳飲食的概念，涵納入營養午餐菜單規劃之中。


圖：國民低碳飲食選擇參考手冊主要建議 （環保署，2011）

　但若就目前台灣推動低碳飲食的各項策略，與前述國際在飲食與碳足跡的關聯分析結果加以比較，則顯見現行策略，因具有以下限制，將導致其削減飲食碳足跡之效果有限：
　1. 忽略結構性因素：目前採行的低碳飲食推行策略上，僅側重單純的飲食品類的選擇，忽略既有大型工業化農耕以及工廠農場的食物生產型態，以及連鎖速食店中的促銷策略，方是導致飲食型態未能反應生產體系各項環境外部性之主因。
　2. 欠缺具體政策工具：因未能對整體低碳飲食的成因，有系統性的剖析，因此現行採取的政策手段，均是以自願式的道德勸說，將所有責任施加於消費者上，而未就各個環節加以思考與規劃適當個別政策工具。

　鑑於既有台灣在推動低碳飲食策略之不足，本構想書提出以下四點策略，作為改善方式。

　1. 逐步淘汰化學肥料與飼料補貼：依據前述國際相關研究，傳統農耕以及工廠式農場的生產型態，其碳足跡顯較有機農耕較高。然因現行針對化學肥料以及飼料上，各國均提供高額補貼，降低此類生產方式的成本，提供廉價的牛肉以及高糖作物，因而間接鼓勵民眾大量消費。此外，此補貼亦減損有機農耕以及非工廠農場式的生產方式的競爭優勢，使兩者間的生產成本差異拉大，導致要促使農民改變生產方式相形困難。故應逐步淘汰此類環境有害補貼，方能矯正既有食物生產過程，促使其採用環境友善的耕作方式。
　
　2. 額外課徵廚餘處理費用：目前台灣均以資源妥善回收的角度，規劃廚餘處理方式。然如英國研究指出，廚餘的產生既象徵前端生產過程的額外生產，增加不必要的環境衝擊。然現在於廚餘處理，因其被視為可資源回收物，故未就課徵處理費用，此舉將無法達到抑制廚餘產生之效果。故可規劃針對廚餘回收上，亦採用現行隨袋徵收之方式，反應廚餘背後之環境成本，以敦促食物生產鏈以及後端消費者，改變生產方式，降低廚餘生產量。

　3. 糧食安全政策整合：國際糧價飆升，且因台灣糧食自給過低，故引發對糧食安全的隱憂。而農業主管機關，於五月份時召開糧食安全會議，提出2020年糧食自給率目標提高到40%之目標。而在此時，環保主管單位，亦應參與糧食自給率提高之策略規劃，檢視應建議生產哪些作物，方能在達到自給率目標之時，兼顧環境衝擊之降低。

　4. 結合公共衛生管制策略，限制牛肉進口來源：牛肉耗用的增加，是台灣飲食碳足跡增加的主要來源。然檢視台灣過往牛肉消費量之增減趨勢，在2001年與2004年時均較平均為低，主因既與狂牛症發生，禁止疫區牛肉進口有關。顯見為了公共衛生所施行的管制，可獲取在環境面之共同效益。然鑑於國際貿易法令之限制，無法以美國所生產牛肉碳足跡較高，作為限制進口之依據。但可結合健康影響以及環境衝擊作為立論基礎，以宣導公眾在滿足口腹之慾的同時，採納永續消費的理念，降低環境衝擊。

　上述四項策略，可彌補現行推動低碳飲食的過程中，僅著重於宣導，而忽略可應用之政策工具以及與其他政策相互配合之缺點。方能改善台灣的飲食消費行為，降低為滿足口腹之慾所引起的環境衝擊。

註：本文部份內容曾以『飲食與氣候變遷』為題，刊載於法鼓大學網頁。

【參考文獻】
1. Cederberg C, Stadig M. 2003. System expansion and allocation in life cycle assessment of milk and beef production. Int J Life Cycle Assessment 8:350–356
2. Chapagain, A. and K. James, 2011. The water and carbon footprint of household food and drink waste in the UK. Joint report between WRAP and the WWF. ISBN: 1-84405-444-6.
3. FAO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2006. Livestock a Major Threat to the Environment: Remedies Urgently Needed. Available: http://www.fao.org/newsroom/en/news/2006/1000448/index.html [accessed 23 October 2007].
4. Gustavsson, J., C. Cederberg, U. Sonesson, R. van Otterdijk, and A. Meybeck. 2011. Global food losses and food waste: Extent, causes and preventio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5. Hertwich, E. and G.Peters. 2009. Carbon Footprint of Nations: A Global, Trade-Linked Analysis.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43 (16): 6414–6420
6. Ho M.W. and Ching L.L. “Mitigating Climate Change through Organic Agriculture and Localized Food Systems” ISIS Press Release 31/1/08 http://www.i-sis.org.uk/mitigatingClimateChange.php
7. Lifestyle changes can curb climate change: IPCC chief http://www.abc.net.au/news/stories/2008/01/16/2139349.htm
8. McMichael AJ, Powles JW, Butler CD, Uauy R. 2007. Food,livestock production, energy, climate change, and health. Lancet 370:1253–1263;
9. Pimentel, D.,Hepperly, P., Hanson, J Seidel, R DD Douds. 2005. Environmental, Energetic, and Economic Comparisons of Organic and Conventional Farming Systems. Bioscience 55(7):573-582
10. SEI, WWF and CURE .2006. Counting Consumption - CO2 emissions, material flows and Ecological Footprint of the UK by region and devolved country". Published by WWF-UK, Godalming, Surrey, UK, 2006. http://www.ecologicalbudget.org.uk.
11. UNEP . 2010. Assessing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Priority Products and Materials, A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Products and Materials to the International Panel for Sustainable Resource Management. Hertwich, E., van der Voet, E., Suh, S., Tukker, A., Huijbregts M., Kazmierczyk, P., Lenzen, M., McNeely, J., Moriguchi, Y.
12. Weber, C. L and Matthews, S. 2008. Food-Miles and the Relative Climate Impacts of Food Cho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2(10): 3508–3513.
13. 農委會，糧食供需年報
14. 環保署，2011，國民低碳飲食選擇參考手冊。

關於作者
趙家緯，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畢業，現為台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參與台大環境系統分析研究室研究工作。研究興趣為生命週期評估、環境政策分析等，並積極參與民間團體於氣候變遷相關政策的討論。


【延伸閱讀】
《糧食浪費無度 每年損失13億噸》黃貞綾 21-June-11 低碳生活部落格
《低碳生活從「食」開始》劉芷廷 12-Apr-10 低碳生活部落格
《美國牛進口 不光是衛生署的事》張楊乾 26-Oct-09 低碳生活部落格

糧食浪費無度 每年損失13億噸

　圖／愛爾蘭環保署發起的「停止浪費食物」行動網站截圖。
　文／黃貞綾(荷蘭瓦罕寧恩大學碩士)

　世界上仍有許多人民處於赤貧狀態，難以求得溫飽，但是全球每年生產的糧食，竟有三分之一白白浪費！聯合國糧農組織（FAO）今年五月出版的《全球糧食耗損及糧食浪費報告》指出，每年損失或浪費的食物高達13億公噸，約佔生產量的三分之一，其中以蔬菜和水果的耗損比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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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每年生產糧食 三分之一白白浪費

　有幾個令人怵目驚心的數字，可以幫助我們更了解糧食浪費的問題：

1.工業化國家（6億7千萬噸）和開發中國家（6億3千萬噸）糧食浪費的數量不相上下。
2.富裕國家消費者一年浪費的糧食（2億2千萬噸）相當於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全年生產的糧食（2億3千萬噸）。
3.每年浪費或損失的糧食數量幾達世界全年穀類作物產量的一半（23億噸，依2009及2010年數據）。

　在這份報告中，先就「食物耗損」和「食物浪費」的定義作一區隔。「食物耗損」大多發生在生產、採收、採收後處理和加工過程，這些問題在開發中國家尤其嚴重，主要原因乃是因為缺乏基礎設備、技術低落以及食物生產系統的投資不足。

　而「食物浪費」則多發生在工業化國家，亦即通路商和消費者將完全可食用的食物丟進垃圾桶內。在歐洲和北美，每個消費者每年所浪費的食物高達95─115公斤；相對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東亞及東南亞每年浪費的食物只有6─11公斤。在富裕國家，人類所消費糧食的平均為每人每年900公斤，相當於貧窮地區的兩倍—每人每年460公斤。

　在開發中國家，約有40％的食物耗損發生在採收後處理和加工過程中；相對在工業化國家，食物耗損多發生在消費者和零售商層次。而採收和儲藏過程中的糧食耗損將使開發中國家的小農收入減少，並使糧食價格隨之提高。

　食物耗損和浪費所造成的問題並非只有糧食本身，還牽涉到資源的浪費，包括水資源、土地、能源、勞工和資本等資源，並且產生不必要的二氧化碳排放，加劇溫室效應和氣候暖化問題。

　在開發中國家，問題主要來自不適當的採收技術、粗劣的採收後管理和物流系統、缺乏健全的基礎建設、加工和包裝程序、以及對市場知識的欠缺—這些知識能使農業生產的結果更接近市場實際需求。強化農產品供應鏈並使小農可和買家進行直接銷售，是可能的解決策略之一。

不浪費糧食 從消費行為做起

　消費者行為和供應鏈上各種參與者缺乏相互溝通，是中、高收入的國家食物浪費的主因，因此，改變消費者的態度將是一種有效的策略。在收入較高的國家中，消費者往往被鼓勵去購買遠超他們實際所需的食物，例如「買二送一」促銷方式即是其中一個例子。另一個具體的例子則為，食品企業製造的即食產品通常份量過多。而有些餐廳會處心積慮設計出固定價格「吃到飽」的菜單，以刺激消費者儘可能地將食物堆滿他們的盤子。

　這份報告也發現，一般而言，消費者對於計畫性地購買食物是不及格的，這表示，消費者習慣將過了「最佳賞味期限」的食物丟棄。學校教育或政策宣示等方案將是改變消費者習慣的出發點，必須要教導消費者「不必要的食物浪費是不被接受的」、「人類可以應用的自然資源是非常有限的」等基本觀念。

　丹麥的「停止浪費食物」（Stop Wasting Food）行動便是一個提供消費者有所依據的行動方案，例如：如何在採購家庭日常所需時避免浪費；提倡有效率的家庭支出規劃和選擇理性的購買伙伴，以減少衝動性的購買行為。在英國，「減少浪費行動計畫（Waste Reduction Action Plan，WRAP）」倡導主要零售商、知名廠商及其所屬供應鏈彼此之間共同合作，以降低食物的份量和包裝的浪費，避免那些多餘的食物與包裝物最後都被棄置在垃圾桶或垃圾掩埋場。「減少浪費行動計畫」也投入研究、提出行動計畫和宣傳等策略，其行動伙伴涵蓋各種領域，包裝製造商、零售商、知名廠商、供應商、研究機構、大學、設計公司以及環境和設計顧問等。

　面對日益增加的世界人口，減少食物浪費將是遠比生產糧食更有效率的方式。下次當你在採購食物之前，請先打開冰箱或儲物櫃，檢視一下目前已有的食物，並列出需要購買的清單和大概的數量。當你走入賣場時，面對喧鬧沸揚的特價吆喝、斗大醒目的促銷海報，拿起物品放進籃子之前，請你暫停幾秒仔細思考一下，這些食物是自己需要的嗎？是否在採買清單上？千萬別讓這些令人眼花撩亂的促銷手法瘦了你的荷包、浪費寶貴的食物，更造成無謂的資源損耗和環境成本。

關於作者
黃貞綾，台中人，東吳政治系、中正政研所、荷蘭瓦罕寧恩大學（Wageningen University）國際發展研究所畢業，曾任職於立法院、泰國國際學校和德國農業認證組織，曾任職於亞蔬—世界蔬菜中心，負責新聞與公關事務，政治底子但因熱愛美食所以對農業議題有著絕對的熱情與使命。

【延伸閱讀】
《全球糧食耗損及糧食浪費報告》May-11 FAO /聯合國糧農組織
愛爾蘭的「停止浪費食物」行動網站

【短訊】波昂氣候會議進展有限

影片：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組織秘書長在波昂氣候會議的最後一天，所做的閉幕演講。

年底南非德班的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之前，最重要的一次談判會議─波昂氣候會議，在發展中國家與開發中國家意見分歧的狀況下，於關鍵議題上仍無實質進展，但在調適委員會與技術移轉方面則有建設性的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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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6/6-17

談什麼：履約小組(SBI)審視進度，以及履約小組科學技術諮詢部門(SBSTA)討論未來京都議定書在技術上細節討論。長期合作特設小組(AWG-LCA)與京都議定書特設小組(AWG-KP)確立未來京都議定書邁入第二階段的承諾與可行性。

成果各自解讀：國際媒體指稱，波昂氣候談判在主要的溫室氣體減量承諾、財務支持、與未來京都議定書去向這三點上，並沒有實質進展。但主辦單位(聯合國氣候變遷公約秘書處)堅持說本屆會議有實質進展，特別是在清潔科技國際合作的建立上。

實質進展：

1.Adaptation Committe(調適委員會)：這是本次最有共識的議題，大致確立調適委員會的運作方式、參與者範疇、定位，與談代表並希望在德班會議時就可運作。

2.Climate Technology Center and Network/ Technology Mechanism(技術合作機制)：氣候技術中心網路是要協助發展中國家取得氣候調適或減緩的技術，本次談判對它的運作架構畫出清楚的藍圖。

3.Green Climate Fund(綠色氣候基金)之架構：確認共識，重申坎昆協議2020年前投入1千億美元幫助發展中國家減緩氣候變遷衝擊，並希望基金獲得長期穩定的財源，基金的過渡委員會7月會在東京召開會議。

沒有進展：

1.京都議定書第二階段：因為發展中國家以拖待變，沒有明白表態願意在第二階段做到法律約束性的減量承諾。所以日本因此表示不想延續京都議定書，而是要另起一個承諾減量的機制，加拿大與俄羅斯附和日本。美國也想觀察發展中國家的承諾，再決定要不要奉陪。歐盟則對以上分歧表示遺憾。

2.Green Climate Fund資金來源：綠色基金的長期穩定來源尚未定論，一些國家希望這會是另外增加的援助，而不是拿既有補助換個名稱。

3.海洋碳匯議題、海岸碳匯、農業議題：曾在SBSTA/SBI被提出來討論過是否要投入資源做更多研究，但遭到部份國家拒絕，沒有共識收場。

後續會議：7月柏林會召開部長級會議繼續討論，南非也可能在大會召開前先開部長級會議，應該會主要討論發展中國家減碳承諾與氣候基金來源。綠色氣候基金則會在7月於東京召開會議。

年底德班大會將要討論的重要課題： 秘書長在閉幕時表示，希望年底大會在以下議題能有成果

1.京都議題書後續或全球減緩架構(亦即減碳承諾)；

2.調適委員會能開始運作，並有確實調適衝擊的作為；

3.綠色氣候基金的細部設計並確認長期資金來源；

4.技術合作機制能有具體進展，並在2012年運作。

最近重要報告： 談判前後有幾篇重要的報告發表，不過對場內的討論影響不大，報告分別是-

1.UNEP發表報告說明黑碳與臭氧對暖化的影響很大，同時也傷害民眾健康，建議各國要採取措施減量。過去科學家已經發表過類似報告，但這次是聯合國明確提出建議。

2.5月底能源總署發表報告，表示2010年全球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創新高。

3.IPCC原本已經公告的再生能源報告，在6月初才完成全本報告，已放在網路上供下載。

此短訊由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編輯 (謝雯凱整理報導)

兇手是誰？─經濟自由主義下的糧食危機與國際援助中的虛幻承諾

　圖／WTO於2009年召開的貿易援助(Aid for Trade)會議。（照片由WTO上傳Flickr共享）
　文／譚偉恩（政治大學外交學系講師）、謝函潔（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研究生）

　編註：2008年全球爆發了一波糧食短缺的危機，各方陸續歸納出一些原因，包括油價高漲、將玉米當作生質燃料等，但也意識到糧荒可能已成為結構性問題。本文兩位作者從全球經貿與國際援助體系來剖析這個議題，說明發展中國家人民的糧食權如何遭受侵害，又為何無法解決。「低碳生活部落格」很榮幸能刊登這篇研究論文，並與各位讀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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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經濟學的宗旨應該是經世濟民，幫助人類做出最佳的選擇。國際援助的目標應是透過合作解決棘手問題，協助受援國早日脫離苦難。不幸地是，目前國際社會所面臨的飢荒問題就是由經濟自由主義和國際組織所共同加工而成的糧食危機。在強調效用、競爭與獲利的經濟學原則下，受援國漸漸喪失自給自足的糧食取得能力，並且更加仰賴境外糧食的進口。這樣的國際援助宛如是讓接受援助的發展中國家飲鴆止渴，非但無法助其解決棘手的飢荒問題，反而因為國際組織的介入和干預，使之承受更為嚴峻的發展壓力。簡言之，普遍在南方國家存在的飢荒或發展落後現象，不單是收入不足的問題，而是一種自主能力被不當剝削的悲劇。

壹、前言
　1999年，大批民眾湧上西雅圖街頭向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發出內心底層最深的抗議。當時還是國際關係門外漢的我們，將這些示威的群眾視為守舊的暴民，跟不上全球化時代。約莫十年後的今天，世界各地更多的平民大眾因持續攀升的糧價與民生物資，向他們的政府還有世界銀行(World Bank, WB)或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發出怒吼(*1)。此時我們正個別在國際政治與國際發展的研究領域學習，看到難以計數的飢饉人口在全球各角落蔓延，但國際社會的反應卻相對冷漠，沒有給予糧食問題如同人道危機或公民政治參與等量的關注(*2)。有鑑於此，本文將最基本也是目前正威脅許多人類生命和健康的糧食權(the right to food)與糧食安全(food security)當作一個研究主題 — 這項議題的討論將有助於國際關係研究者重新思考經濟自由主義(Economic Liberalism)的論述正當性，以及揭露體現國際制度(international insitutions)的國際組織是如何加劇糧食危機的風險，導致客觀上全球飢荒的問題未減反增。

　已有不少文獻指出，糧食危機與全球化下的跨國經貿活動還有南方國家普遍貧窮的現象密切相關，但它們三者彼此間的關聯究竟為何？反全球化人士為何總是高度一致地向富裕的北方工業化國家抗議，並且經常向大力鼓吹經貿自由化的國際組織發出怒吼？WTO、WB，還有IMF這三個二次戰後在布雷敦森林會議(Bretton Woods Conference)中所創設的國際經貿制度在把世人推向全球化的過程中，是否不當地獨厚某些群體，並同時讓無以計數的平民或農人身陷水深火熱之中？本文將試著透過糧食的生產、消費，還有國際組織的援助計畫等面向來解析當前國際社會存在的糧食不安全現象。

　二次戰後的國際社會便一直在經濟自由主義的指引下進行各式各樣的金融與貿易活動，而經濟自由主義下的國際政治經濟(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運作是一個強調個人中心(individual centricity)、效率最大，還有競爭及獲利的思考脈絡。當全球糧食的生產與消費被吸納到這個脈絡中時，對於貧窮的消減或飢荒的解決不但毫無助益，反而導致情勢變得更加險峻。由於經濟自由主義是一種強調利益創造的思維，將重點放在個人財富累積，而非社群的整體發展或是資源的公允分配。故一旦全球糧食產銷的運作被鑲嵌在此思維之下，並透過WTO、WB還有IMF等具有拘束性的國際組織展開實際運作時，維持人類基本生存的糧食就必然要在特定群體的身上出現稀缺或匱乏。

　有別於經濟自由主義，本文以批判性的角度重新思考飢荒問題和由此而生的糧食不安全現象(*3)。作者認為，糧食安全的確立必須建立在公平與尊重的前提下，並同時慮及人類與自然間不可分割的互動關係。目前國際糧食貿易存在生產不當與分配不均的問題，其原因與偏重市場機制和側重生產效率的經濟自由主義有關。在此意識型態下，整個國際農業產銷模式大大減損了南方國家取得糧食的能力，導致長期糧荒的災難性後果。然而，國際組織在過程中也發揮了關鍵影響，可謂「功不可沒」。因為它們主持之下的糧食援助計畫造成受援國家漸漸喪失糧食自主權(food sovereignty)。經由個案檢視，本文指出經濟自由主義不但加速現階段持續擴大的南北發展差距，重創發展中國家的本土農業，更迫使南方國家越來越仰賴北方國家的糧食援助，最終本身農作潛能完全喪失。易言之，在經濟自由主義所建構的虛幻發展憧憬下，國際組織以口惠而不實的扶貧行動和糧食供應，徹底瓦解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獨立與糧食自主。

貳、糧食危機與糧食援助
　自2008年迄今，數度引起國際矚目的糧食危機已讓各國政府對於糧價、糧食供需、農作技術等問題有所重視。當時的IMF主席Strauss-Kahn表示，全球南方國家正飽受嚴重的糧食危機，數十萬人每天承受饑饉的折磨，有些國家更因糧食短缺發生動亂(*4)。然而，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在過去數十年中國際社會提供南方國家糧食，還有協助它們從事高產量農作物品種改良的各種方案或援助金額均是逐年遞增的，但現在為何卻有數以「億」計的貧窮和飢饉人口在南方國家存在，甚至開始在部分北方國家出現。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糧食危機？國際社會的援助措施到底能不能化解這項危機？

一、糧食危機
　依據聯合國(United Nations, UN)以及專家們提出的解釋，目前國際糧價上漲是由自然與人為因素共同加工造成的危機。像是數百萬頃耕地被移用種植生質燃料作物、中國等發展中經濟體的肉品消費激增，以及氣候變遷引起的乾旱或水災影響到各國糧食的生產。從聯合國相關單位的統計數據來看，至少有7500萬人因糧價上漲而面臨食物短缺，形成卡路里(calorie)攝取不足而營養不良(*5)。此外，在工業先進的英國及其他北方國家，糧價平均每年上漲約10%，對不少中產階級構成壓力(*6)。另須特別注意的是，導致糧食危機的人為因素，包括了全球糧食市場中廣泛存在的投機行為。大宗商品(staple product)在國際期貨市場中的投機性需求使得各項農產品交易從2008年以來大幅成長，幅度為40%至80%均有。這種被投機客炒作出來的價格浮動讓小麥、玉米等重要的糧食價格漲幅驚人(*7)。

　二次戰後國際市場上共出現過四次與價格波動密切相關的糧食問題，分別是1971年到1974年；1994年到1996年；以及2006年到2008年和目前正在發生的這一次（請見下圖）(*8)。


　在這些糧價飆漲事件中，不少人都說世界面臨「糧食危機」。其實國際糧價的波動非常容易被人誤解，因為導致糧價起伏的原因通常源自食物或農業以外的領域。同時，高糧價的結果也不是衝擊每一個人的糧食安全。一般來說，多數國家的政府會管控本國糧食的進口，以維持本國價格的穩定，作為國際糧價下跌時保護本國農民的對策，或是當國際市場糧價攀升時能夠保護本國消費者。可是當每一個國家都在同一時間如此操作時，便很難避免國際市場價格趨於不穩。此外，糧價也與人們的心理預期有關。當進口方預見國際市場糧價上揚的趨勢時，往往會在短時間能大量購買，以避免未來真的價格上漲時要付出較多金錢。可是如果這樣的情況在國際間普遍發生，國際糧價就會真的立刻上揚，供給無法滿足需求。就此觀之，出口糧食的國家就會擔心國際需求會影響到本國市場的穩定，於是開始限制糧食輸出的數量。而當多數糧食出口國如此為之，國際糧價就會漲得更快更高。套用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vism)學者Wendt的說法(*9)，國際糧價上漲其實是被國家自己建構出來的。它不是一個本該如此的現象，尤其不是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

　因此，究竟有沒有糧食危機，不宜僅靠糧價波動作為判斷，而是應該檢視國際間缺糧與飢荒人口所實際面臨的情況。依據糧農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去年的統計資料（請見下圖），目前全球至少約有9億多人長期處於營養不良或失衡，但此等嚴重的世界性飢饉問題與國際糧價的高低沒有必然因果關聯性。這些苦於糧食危機的民眾多半居住在較為偏遠且交通不便的地區，特別是南亞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由於地理上距離沿岸較遠，加以客觀條件上基礎運輸設施欠缺，糧食要送到他們手中的成本變得非常高昂，遠遠超過他們經濟所能負擔的額度。此外，這些地區也因為自然條件欠佳，土地貧瘠，所以農業生產力受限，根本無法自給自足。

　各國在貿易政策上的變動是造成糧價危機一個很重要的因素(*10)，因為一旦國際市場上糧食價格有所波動，有些國家就會立刻限制糧食輸出，以保護本國消費者免於物價膨漲。例如阿根廷、中國會對出口穀物採取課徵出口稅的貿易政策；印尼則是對出口棕櫚油課稅；印度、埃及、越南則是限制稻米的出口。倘若這些貿易政策上的限制偶然間在同一時段併合出現，必然導致國際糧食供應大量短缺，於是乎糧價飆升。值得注意的是，就算是在美國這樣的國家，政府雖然沒有明顯的糧食出口貿易限制措施，但Costco或 Wal-Mart等大型量販賣場在2008年都曾實施過限制消費者一人購買四袋米（最多）的規定(*11)。

　能源消耗的情況也會影響到糧食安全。2003年美國穀物被用以研發生質燃料(biofuel)的比例是10%，但是到了2008年已成長為24%（請見下圖）(*12)。因此，有不少人相信生質燃料是造成目前國際糧價攀升的主因之一。生質燃料（最佳代表是乙醇汽油）的問題是食品政治(politics in the food)的最佳印證，特別是在美國；該國農業團體的遊說力量大到連白宮都難以阻擋。由於生質燃料的主要來源是玉米，而玉米產業恰好具備巨大的政商影響力，伴隨農業利益而來的政治遊說壓力讓總統Obama都必須屈服。此種美國農業產業施加給其政府的壓力，以及特定農作和其衍生商品製程背後所破壞的科學中立性，不但對美國本身有害，也同時加劇眼前全球的物價攀升與糧食危機。

　根據國際糧食政策研究所(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IFPRI)在2008年年底公布的數據資料，糧價飆漲已在全球各地造成61個國家出現民眾暴動（事實上最近北非國家的民主改革也與此有部分關係），並且短時間內糧價可能還會持續上揚(*13)。此外，由於極端氣候現象趨於頻繁，若干農作物的供應將更為吃緊。舉例來說，阿根廷的乾旱導致國際玉米與黃豆的供應下降，而北美地區因為持續的寒流侵襲，使得小麥收成銳減。盱衡這種種客觀情勢，可供人類消費的糧食數量已相對縮減，若再把相當部分用來轉化為汽油，糧食危機是當然的結果。

二、糧食援助
　二次戰後的第一個十年，國際糧食援助的主要受援對象是歐洲與東亞國家，而美國是主要的援助者。1960年代，受援對象轉移到印度與南亞區域；1970到1980年代，越南和中東地區國家在外交政策考量下，成為美國主要的糧食援助對象。1990年代後，國際糧食援助對象有40%集中在非洲，特別是撒哈拉以南的地區。

　糧食援助不同於糧食貿易，在援助的名義下，糧食不是以商業管道進行輸送，而是以「特許的」(concessional)的方式完成跨國轉移。本文將糧食援助的討論限縮在捐助方與受援者均為官方性質，其中捐助方可以是個別國家的政府或多邊的政府間國際組織。至於提供的糧食則是來自於捐助方本國的過量生產或是由官方單位向捐助方本國的農民所收購而來。

　糧食援助之目的可能是為了因應一個暫時性的糧食短缺、為了平衡過高的糧食價格、解決受援國因缺糧而導致的人權問題等。至於糧食援助的好處是，可以把援助國境內過剩的糧食消化掉、可以賺取經濟上的收益、可以要求受援國在外交政策上給予援助者適度的回報(*14)。

　從權力政治的觀點來看，大國(great power)利用糧食作為實現其國家利益或目標的一種手段是非常正常與理性的選擇。二次大戰後美國將大量剩餘的國內穀物送往歐洲，配合馬歇爾計畫(The Marshall Plan)逐步實行歐洲盟國戰後的復興與重建，之後歐洲成為冷戰期間美國忠實的盟友以及貿易夥伴，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歐洲成員中，半數以上都曾是美國當時援助的對象。1954年，美國國會通過《農業貿易發展與援助法案》(The Agricultural Trade Development and Assistance Act of 1954)，一般稱為「糧食和平法案」(Food for Peace Act)。此法是美國糧食援助政策的重要依據，以「開發」及「擴大」作為目標。這個法案有三個重點：（1）當援助對象為關係友好國家時，允許以該國的貨幣作為交易的貨幣；（2）緊急性或無償性的糧食援助計畫僅限於友好國家（實踐上，此類援助只佔美國糧食援助的1/5；換句話說，美國的糧食援助是以有償為主）；（3）若受援國無法以現金或國際通貨購買糧食時，可以戰略物質作為替代，用以物易物的方式完成交易。

　從上述法案內容中便不難發現，糧食援助讓美國在二次戰後與歐洲建立起緊密的合作關係；讓美國的農業生產者賺取了商業利益並開發出國際市場；幫助美國以糧食援助讓受援國俯首稱臣，甚至因為糧食援助讓美國得以更順利地在亞洲和拉丁美洲推展外交和軍事工作。糧食援助有這麼多的好處，如果您是大國的領導人，會不會和美國一樣認真的實行與推廣？

參、施比受更有福：國際組織的認知與實踐
　如果糧食危機的成因是如此複雜，而糧食援助的背後又是這麼地現實主義(Realism)，那麼以經濟自由主義為基礎的國際制度，尤其是強調合作與規範的國際組織，是否有能力可以抑制糧食危機？或透過執行糧食援助計畫幫助南方國家脫離貧窮？

　理論上，WTO一類的國際經貿組織與FAO不同，其宗旨或功能並不是直接與糧食或國際發展工作相關。但因為直接掌管全球貨品的交易或各種跨國經濟活動之運行，使得我們不能不關心這些組織對於國際糧食交易及其相關援助活動之影響，例如糧食的生產、分配與消費。本部分旨在糧食危機與援助的基本概念上進一步探索兩個關鍵議題：即WTO一類的多邊國際組織對於糧食問題的認知為何，還有它們如何執行有關糧食援助的政策。

一、與糧食貿易或援助有關的國際組織

（一）世界貿易組織
　雖然WTO不是直接與糧食援助或國家發展有關的國際組織，但它在全球貿易秩序所扮演的角色使其深深影響全球的糧食安全。貿易自由化是所有WTO附件一多邊貿易協定的核心基礎，以開放市場進入(market access)和無差別待遇的公平競爭為原則。在攸關糧食的農業貿易領域，WTO關注的就是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流通自由度，1995年《農業貿易協定》(The Agreement on Agriculture, AoA)生效後，對於會員國的出口補貼還有境內支持措施進行嚴格限制。

　WTO之所以會對農業相關的貿易活動進行管制與20世紀中葉後美國和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 EC)對外的糧食援助作為有關。當時美歐國家的糧食生產過剩，國內市場無法吸收(*15)，為了解決這個棘手問題，美歐雙方聯手將第三世界國家設定為它們銷售過剩糧食的出口對象。在WTO成立以前的《關稅暨貿易總協定》(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年代，美國與EC的農業貿易政策就已經非常具有攻擊性，一方面尋求本身在GATT的義務豁免(*16)，一方面以國內特別立法的方式對於農產品的進口採取限制措施，但境內卻有相當多的獎勵出口政策。以美國來說，GATT通過不久（1951年），便修正《農業調整法案》(The 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的第22條，強調將來所簽署的貿易協定須以本國利益為優先，即便牴觸GATT中涉及關稅減讓或數量限制禁止之規定(*17)。

　1986年9月20日的部長宣言發動GATT時期第8次的貿易談判—烏拉圭回合(Uruguay Round)，當時農業活動已相當程度地被融入國際貿易的規範體系中。針對農產品，本次貿易談判除通過上述的AoA外，還有《食品安全暨動植物衛生檢驗與檢疫措施協定》(the 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技術性貿易障礙協定》(the Agreement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以及《與貿易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協定》(the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這四個協定架構出當代全球農產品生產、消費與交易的規範網絡。其中AoA以削減會員國對於農業活動的境內支持(Aggregate Measurement of Support)和對農產品的出口補貼，以及盡可能提高市場開放程度為首要目標(*18)。SPS則是設法將會員國限制農產品的非關稅障礙建立在所謂的科學原則與風險評估的判斷上，以避免進口國透過隱匿性的公共衛生政策來妨害農產品的貿易自由。TBT則是將與農產品相關的技術性標準或相關認證統籌起來，以國際標準的建立，設法達成國家間規範的調和。至於TRIPS則是將動植物在生物學上的遺傳特徵商品化（例如優良的稻米基因專利化），透過法律制度，讓權利人取得近乎獨佔性的市場使用權。

　上述四個貿易文件對許多發展中國家原本得以參與的農業活動或得以自由使用的植物基因資源，設下諸多不合理的限制或進入門檻，導致農業貿易的正常運作被嚴重扭曲。故有學者認為，WTO架構上的農業貿易制度除了沒有尊重個別國家在食品公共衛生或農業生態保護上的利益，更進一步剝奪了農作物遺傳資源的公平分配與使用自由(*19)。

（二）世界銀行
　以提供南方國家技術或資金上的援助作為組織的宗旨，WB也同樣深深影響全球糧食安全。雖然具體的援助工作因不同的區域、不同的國家或是發展條件而有別，但WB對於糧食安全有一個中心思想，即透過穩定的宏觀經濟政策讓受援助國走向民營化、自由化、去規範化。在WB歷年來所推行的結構調整計畫(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 SAPs)中，可以看出其明顯側重在純粹市場導向的農業改革；以提升受援國的糧食產量為目標，並鼓勵盡可能生產有市場獲利能力的作物，然後透過出口貿易增加國家所得(*20)。這種強調市場導向的農業改革將農作物的生產視為是一種純粹累積財富的手段，相信透過與WTO的農業貿易政策配合，就可以改善南方國家的發展困境。

　然而，市場導向的農業改革經常造成發展中國家土地分配失衡。首先，不少國有土地會因此而私有化，但取得者不是本國真正需要耕地的農民，而是擁有雄厚資金的外來跨國糧食產業。其次，土地被私有化後不用受到當地政府過多的管制或限制，所有人可以自行決定生產何種作物以及用什麼方式生產。於是基於獲利最大化的考量，單一經濟作物的大規模生產變成必然的農業經營模式，並且常常伴隨大量的人工化學肥料使用，對當地的生態環境構成衝擊(*21)。然而，對於強調經濟自由主義的WB來說，一個安全、透明和能夠保護私有財產的經濟體制是帶動南方國家成長與吸引外資的前提(*22)。唯有依循此途，否則它們貧窮的情況不會改變。

　1970年代石油危機爆發，石油從每桶2美元可以上漲到41美元，漲幅之大令人咋舌。許多國家更因為支付進口石油，而累積了數十億美元的債務，成為引發債務危機之關鍵(*23)。同一時間，已陷入債務危機的第三世界國家在經濟上更加仰賴北方國家的貸款和援助，於是在農業政策上便不得不配合WB的要求，進行「結構調整」。但最後的結果是，受援國的農作物喪失了多樣性，只生產經濟作物，像是咖啡、甘蔗、茶葉等，用以維生的基本農作物幾乎完全仰賴外來的援助，糧食自主權受到嚴重的侵蝕，環境品質也變得極差。
　
（三）國際貨幣基金
　IMF的三個主要功能是：金融監督、技術移轉、財務援助。儘管IMF原始的意圖是建立全球金融秩序與交易上的穩定，但Stiglitz認為此組織的功能已和它成立之初的預想有所不同(*24)。原本IMF是依循經濟學的原則認為市場難免出現失靈，故有必要透過國際性的治理機制來提供必要時刻之穩定(*25)。依據這樣的觀點，IMF是以樂觀的角度來看待國際經貿的運作，認為自由的資本市場是確保國家成功發展的不二法門，也是最有效率的政策選擇。於是和WTO與WB非常一致地，私有化、自由化、宏觀經濟的穩定也成為IMF的核心思考。

　然而，這些以經濟自由主義作為本體的政策思考有其缺點，如我們所見，私有化的背後，在某些產業雖然見證了競爭力與服務品質的提升，但從1980年到1990年，IMF過度密集的在許多國家推動私有化的結果，反而造成那些國家社會的動盪(*26)。而在自由化，特別是貿易自由化方面，以經濟學中的比較利益法則來主張國家應分工生產本身較具競爭優勢的農產品，然後再以國際貿易的方式來交換，各取所需以達到效率最高（人力最適分配與產值最大）。然而，一個效率更高的市場運作法則不必然代表有利於受援國的發展或貧窮問題的改善。貿易自由化的實踐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經常是損失大於利得，它們是被迫開放本國市場，在競爭力不對等的情況下與工業國家的農產品競爭（以人力對抗機械）。最後，宏觀經濟穩定的訴求也值得三思，IMF認為外資的挹注有助於南方國家的經濟成長，但這不是沒有問題的假設或是必然如此的結果。因為外資不見得是在南方國投資廠房一類的硬體設施，而是有可能純粹熱錢式的套利投資(portfolio investment)；即便是伴隨技術移轉的投資，也往往對於當地的小農或原本勞力密集的傳統產業構成威脅。於是結果經常是，傳統產業（尤其是農業）在南方國家喪失了生存空間，更多的農民成為失業人口，而有工作者也多半是跨國公司低廉工資壓榨下的血汗勞工(*27)。

二、經貿組織對糧食問題的理解
　從規範層面來看，若干WTO的貿易協定內容有獨厚於北方工業國家（例如：美國、歐盟成員國）的現象，但同時卻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此類國家的農民造成傷害。而在前述WB與IMF所執行的結構調整計畫或援助方案中，WB認為農業改革策略應該建立在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自由主義原則上，南方國家的農業才會有希望。但實際上，WB的計畫充其量只會對南方國家的少數資本階級有益，對多數務農者並不會有所幫助，故而貧窮減少的效果甚微。同時，IMF的援助方案也在無形中讓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農業領域取得近乎獨佔性的競爭優勢，導致本國農業嚴重萎縮。

　經濟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成為WTO架構下商品貿易協定和WB、IMF執行援助工作時的指導方針。其特色是將所有的農業及糧食生產活動與競爭、效率，還有獲利可能性緊緊相連，認為這些理念是解決南方國家發展不佳、糧食危機，以及貧窮等問題的關鍵。這種以「增加」開放程度或「擴大」生產效能，而非以簡約或自給自足的政策認為，客觀世界整體糧食的供給不足，唯有透過增加供給和提升農業競爭力才能解決飢荒與貧窮。此種理解是把與人類生活密不可分的糧食看作純粹的經濟問題，故以經濟學中的理性假設為基礎，認為人類會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設法達成生產階段的成本最小化，和結果面的收益最大化(*28)。然而，因應糧食不安全不能只用經濟學來思考，還必須參考FAO的看法。該組織指出，糧食安全必須透過分配法則來建立有序的運作，才能使市場上生產出足夠的糧食，並讓消費者有充足的管道在市場上取得所需的糧食(*29)。另外，FAO也支持糧食生產要以在地需求為本，國際性的多邊組織必須和受援國政府共同努力，才是削減飢荒與貧窮的最有效方法。其中政府的重要性又高於國際組織，因為政府在援助政策的執行上扮演關鍵角色。

　可惜的是，生產效率與市場競爭的觀點主導了幾乎所有國家的農業實踐。除非是大國，一般發展中國家很難在與經貿有關的農業政策上逸脫國際組織的介入，特別是像IMF、WB、WTO等經貿性國際組織的干涉。於是受援國農民所生產的糧食往往並不是以當地需求為目的，而是為了要能在國際市場上有利可圖。但這種出口農產品獲得之利益並不是歸南方國家享有，而是由在南方國家投資的跨國公司取得。一個極度諷刺的現象是，真正掌管全球糧食問題的FAO明明知道，應當以在地傳統式的農業運作才能解決發展中國家的貧窮和削減糧食危機（無論是飢荒或是高糧價），但實踐上卻受到WTO一類經貿組織的制約，眼睜睜地讓農業與其它貿易商品或是金融投資一樣走上去規範化、自由化，以及高度競爭的經濟自由主義路線。由於經貿性的國際組織擁有相當強大的干預能力，使得在糧食安全這個問題上，FAO或其它強調發展的國際組織無法掌握大局；而南方國家居於北方國家的下風；消除飢荒或追求發展的願望被跨國公司的經濟獲益給排擠。

三、經貿組織在糧食問題上的實踐
　以糧食援助發展中國家是國際社會常見的一種援助型態，但此種解決糧食問題的實踐，其結果並非我們所想像的那般美好。前已述及，以食物援助南方國家的構想是美國最先提出，原因之一便是為了要消化國內過剩生產之糧食。1950年代當《農業貿易發展與援助法案》通過後，美國的國際發展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便一直十分主動和積極地執行以糧食輸出為主軸的海外援助計畫，但實際上這樣的援助作為卻被證實並不利於許多當時接受美援的國家。其原因在於，美國不是免費輸送，而是低價賣給南方國家（比較負面的說法是「傾銷」），結果使得第三世界國家的國內糧食市場價格劇跌，農民喪失生產動機，整個國家越來越依賴美國的糧食供應，最終原本自我生產糧食之能力蕩然無存。但反過來說，《農業貿易發展與援助法案》幫助美國政府有效處置國內過剩的糧食，特別是在國際經濟氛圍不利於跨國貿易的年代。事實上，從1960年代開始，美國平均每年約有70%的小麥以援助名義出口，而不是尋正常的農業貿易管道(*30)。

　一個具體因美國糧食援助而受害的例子是1980年代中期的索馬利亞，美國糧食在該國農作收成的季節到來，大大重創了當地市場的糧價和農民的收入，也影響後來索國農人生產的意願。其結果是，索國在後來的幾個月出現了飢荒，數以千計的百姓還因此枉送了性命。事實上，接受糧食援助的國家必須要有獲得援助的宏觀經濟政策作為配套，才能使援助的糧食不致衝擊本國農業，並且讓輸入的穀物被分配到真正需要的飢民手中(*31)。

　糧食援助的另一問題是實踐上經常被慣以「結構調整」的美名，受援國必須先承諾接受WB與IMF開設的條件，才能得到糧食(*32)。國際組織為了確保這些條件的實現，往往不會一次把糧食交付給受援國，而是利用援助協定以分期交付(tranching)的方式，以受援國客觀的表現逐批發放糧食(*33)。多數接受此種糧食援助的國家（從1980年代到1990年代）都沒有好下場。不但債務情況沒有改善，本國農業和其它產業也被外資打擊的潰不成軍。多邊國際組織的援助倒頭來是讓這些受援的南方國家經濟更差、失業人口更多，市場上充斥便宜的外國農產品，而本國自產的糧食乏人問津。更糟的是，有些南方國家的農民因此被迫離開原本居住和生活的村落。

肆、佐證與檢驗：糧食援助的個案分析
　以下提供兩起個案，一是有關墨西哥玉米農對於WB主導的結構調整計畫做出的反彈，一是IMF認為可以帶動被投資國經濟成長的跨國公司在援助期間對於當地小農的侵害。個案分析的結果顯示，國際組織的糧食援助不但沒有解決糧食不安全，反而使得全球南方國家目前的飢荒與貧窮問題更形嚴重。

一、墨西哥
　過去不少研究評估指出墨西哥是WB一個成功結構調整計畫的示範(*34)，然而事實上並非如此。1989年WB與IMF資助的調整計畫本是為了削減墨國的債務問題，但最後事墨國的債務並沒有真正得到減輕。從1989年到1991年，墨國的債務實際上反而比計畫執行前積累更多，高達30億美元(*35)。

　WB與IMF在墨西哥推行的調整計畫或援助方案都是以經濟自由主義為基礎，認為該國應將扭曲市場的補貼機制或政府干預的措施消除，才能改善墨西哥的經濟狀況並使其成為一個適合跨國企業投資的國家。透過一系列的政策，例如基本工資的限制、貨幣的貶值、本國貿易市場的開放，墨西哥在理論上就能透過出口貿易的營收來償還債務，進而改善經濟條件。 然而，實際的情況是，貨幣貶值造成負面效果，不但沒有利於墨西哥的出口貿易，反而讓短時間激增的農產品出口造成國際市場上墨國作物市價下跌，以致根本沒有讓墨國賺到錢(*36)。除此之外，當進口關稅削減和進口許可制度被廢止後，墨國許多工廠就關門大吉。舉例來說，該國的紡織與成衣業者萎縮5%，勞工實際所得短少41%，失業人口成長20%，全國將近有一半以上的人民生活在貧窮線以下(*37)。

　除此之外，貿易自由化讓墨國政府減少對本國產業的保護，但換來的卻是對外國物資的依賴。WB與IMF開給墨西哥一張空頭支票，沒有踐行原本計畫和援助的承諾，讓墨國最後失去自給自足的成長能力。更嚴重的是，這些經濟和政策上的變化對墨國的糧食生產構成影響，傳統飲食文化中一項重要的食物：麵餅(tortillas)，在該國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與WTO之後，由於麵餅的主要製作原料玉米從美國和加拿大大量與低價的流入墨國市場，導致該國玉米農收入鉅減，甚至乾脆放棄採收。此外，製作傳統麵餅的方式也有所改變，因為跨國食品公司將廉價的玉米賣到墨國之後，再利用當地便宜的勞工，以制式化的機械流程，大量生產非手工的麵餅，取代原本手工的傳統麵餅，衝擊了墨西哥傳統的飲食文化(*38)。

二、孟山多
　提倡生物科技作為解決糧食不安全和飢荒方法的孟山多(Monsanto)，向來對於傳統的農業經營方式抱持鄙視態度。但生物科技下的農產品往往在成長過程消耗更多的化學農藥、使用更多的肥料，不但增加栽種期間的成本，更對環境形成莫大負擔。此外，種植單一穀物並大量生產，將破壞耕地週遭的生態平衡還有永續的農業生計。

　與其它農業企業團體一樣，孟山多將農業高度工業化，用科技代替人力來生產農作，追求營利，還有市場上的獨佔。孟山多以領先的生物科技和專利權掌握市面上農作用種籽的流通，將全球農業體系大幅改造。一言以蔽之，孟山多這樣的跨國公司代表了兩件事；全球化時代的農業已不利於小農與傳統農作，而是跨國企業與生物科技的天下。其次，以它在美國（還有其它許多國家）政商上無比的影響力證明了全球糧食體系的嚴重扭曲。

　然而，IMF與WB卻認為像孟山多一類的跨國公司是帶動第三世界經濟成長的引擎。事實上，跨國公司是營利性十足的法人團體，它的根本目標就是為股東創造更多利益，而不是為它所投資的國家帶來發展或是協助其經濟結構轉型。孟山多一類的跨國農業企業所以到南方國家投資，只為了一件事，在被投資國盡可能的取利，但避免不必要的投入(*39)。可是由於WB與IMF一直強調解除投資管制與民營化，讓許多孟山多這樣的跨國公司可以輕易進入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在當地大發農業財，但卻沒有同時為地方帶來繁榮與發展。

伍、結論：兇手是誰？
　糧食危機的問題在表面上是食物匱乏與糧價上漲，但問題的深層充滿著許多對峙或矛盾。一方面，國際社會無法漠視作為基本人權之一的糧食權在分配正義上嚴重出現失衡，但經貿自由化的力量卻在另一方面把全球農業的運作模式帶向高度去規範化、民營化、與貿易自由化的方向，而這些經濟自由主義的思維非常容易導致糧食分配不均的災難性結果在發展中國家發生。

　本文的研究指出，接受援助的南方國家雖在短期內可以取得糧食，使國內飢餓情況獲得部分改善。但長期而言，以經濟自由主義為核心思考的援助計畫，將破壞受援國的糧食自主性，使其喪失自給自足的能力，最後農業體系幾近崩潰。多數「受惠」國際組織援助計畫的國家，其實是飲鴆止渴，國內經濟負擔實際上是不斷加重(*40)。但對提供援助或參與援助的國家來說，不只贏得良善慈愛之美名，還可解決本國糧食生產過剩的壓力，可謂一舉兩得，無怪乎「施」比「受」更有福。

　以經濟自由主義為骨幹的WTO、WB及IMF在實際上透過糧食援助對南方國家進行經貿上的干預，力促這些國家的農業市場開放，要求採取自由化的政策。理論上這是為了調整南方國家的經濟結構，但實踐的結果往往是造成這些南方國家在全球市場獲益的分配更加不均，到頭來依舊深陷飢餓與貧窮的輪迴。平心而論，雖然經濟自由主義還有國際組織執行的糧食援助計畫並非毫無可取之處，但造成的損害確實遠大於其為受援國帶來之利益。事實上，糧食援助不能只以經濟學的角度來思考，更不能視其為解決飢荒問題的萬靈丹。糧食問題攸關人類的生存安全，我們每日每餐的飲食背後其實都是一種政治行為。這些行為不僅影響了一個國家的農業發展，也左右了跨國農業貿易的運作。

　許多國際組織主導的援助計畫傾向補助有利於出口的作物，對於受援國本地栽種的基本糧食作物反而鮮少給予補貼，久而久之受援國的農作型態會一面倒向以經濟作物為主的模式發展，本國可食用的糧食轉而仰賴進口，而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援助計畫中的糧食供應國或是在當地進行農業投資的跨國公司。此種弔詭情狀並非預料之外，反而可稱得上是一種刻意設計的重商策略，藉由國際組織之手，行援助的虛幻美名。

　本文認為，想要改善國際社會日益嚴重的糧食危機，在方法上就不能藉由經濟自由主義的貿易政策，而是應將被北方國家不當剝奪的「糧食權」歸還給南方國家。讓這些國家的人民在不受國際組織干擾的環境下能夠自主的生產所需的糧食，進而脫離飢餓。　


【注釋】
(*1) 「糧價炒作嚴重，48國向G20求援」，經濟日報，2011年1月24日，網址：http://udn.com/NEWS/WORLD/WOR2/6113563.shtml (last visited: 2011/04/15)
(*2) 2011年1月開始，北非若干國家（例如：突尼西亞、埃及）接續傳出人民尋求政治變革而引發的衝突抗爭事件。之中最引人關注者莫過於利比亞，聯合國安理會甚至因為該國領導人格達費武裝鎮壓抗議人民，通過1973號決議，授權會員國採取軍事上必要手段，進行人道干涉。詳見： Martin Chulov, Giles Tremlett and Ian Black, “Tunisian uprising fires a warning to region’s hardliners,” Guardian, 17 January 2011, via at: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11/jan/17/tunisia-uprising-regional-reaction (last visited: 2011/4/29); Kevin Boreham, “Libya and R2P: The limits of Responsibility,” East Asia Forum (March 31, 2011), via at: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1/03/31/libya-and-r2p-the-limits-of-responsibility/ (last visited: 2011/04/29)
(*3) 惟本文採取較和緩的立場，以敦促國際社會修正治理糧食危機的方法為目標，而非要對經濟自由主義嚴詞指責，或是提出華而不實的全球正義理論或過於理想的國際發展策略。
(*4) 詳見：IMF Survey Online, “Food Price Rises Threaten Efforts to Cut Poverty—Strauss-Kahn,” April 10, 2008, via at: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survey/so/2008/new041008a.htm (last visited: 2011/04/17); WB的總裁Robert Zoellick也發表過類似看法，請參見：“World Bank Tackles Food Emergency,” BBC News, 14 April 2008, via at: http://news.bbc.co.uk/2/hi/7344892.stm (last visited: 2011/4/30)
(*5) 相關資料參考自：http://www.fao.org/giews/english/gfpm/GFPM_04_2011.pdf and http://www.who.int/food_crisis/fact_sheet/en/index.html (last visited: 2011/4/30)
(*6) 參考：http://www.worldhunger.org/articles/09/editorials/holt-gimenez.htm (last visited: 2011/4/30)
(*7) Joachim von Braun, Responding to The World Food Crisis: Getting on the Right Track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2008), via at:
http://www.ifpri.org/publication/responding-world-food-crisis-getting-right-track (last visited: 2011/4/30)
(*8) Suchada Langley and Paul Westcott, “Agricultural Commodity Price Spikes in the 1970s and 1990s,” Amber Waves, Vol. 7, No. 1 (March 2009): 16-23.
(*9)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Spring 1992): 391-425.
(*10) Robert Paarlbert, Food Politics: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23
(*11) Marcus Kabel, “Citing Supply, Sam’s Club and Costco Limit Sales of Rice,” Washington Post, April 24, 2008, via at: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8/04/23/AR2008042303236.html (last visited: 2011/04/22)
(*12) 有一種觀點認為，發展生質能源是為了環保的要求，降低人類對於化石燃料的依賴以及使用過程中的大量碳排。然而，生質燃料在未普及化之前，所造成的災難性結果已不可勝數（例如：耗水量激增）。文獻研究已經指出，把一台休旅車約50公升的油箱裝滿乙醇汽油的話，必須要用掉一個人至少半年所需的糧食才能生產出來。光就這一點來看，生質能源一點也不經濟，更遑論其對環境的不友善。詳見：“Food or Energy? The Biofuel Food Crisis Debate,”，Science 2.0, 28 January 2009, via at: http://www.science20.com/news_releases/food_or_energy_biofuel_food_crisis_debate (last visited: 2011/4/30)
(*13)Joachim von Braun, Food and Financial Crises: Implications for Agriculture and the Poor (Washington, D. C.: IFPRI, 2008): 14.
(*14) Peter Uvin, “Regime, Surplus, and Self-Interest: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Food Aid,”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6, No. 3 (September 1992): 293-312。二次大戰之後與1970年代以前，國際間的糧食援助約佔糧食總流通額的10%。隨著國際經貿活動的頻繁化，1980年代開始，糧食援助的比例降到3%。
(*15) Peter Rosset, Raj Patel, and Michael Courville, Promised Land: Competing Visions of Agrarian Reform (Oakland, CA: Food First Books, 2006): 18-24.
(*16) 詳見GATT第25條。
(*17) 洪德欽，WTO法律與政策專題研究（臺北 : 學林文化，2002)，頁35。
(*18) 但AoA沒有完全禁止一國境內的農業補貼，例如該協定的第6條、第7條。有文獻指出，AoA第7條根本就是美歐兩大陣營的相互妥協。詳見：“US deal may lead to GATT accord: Comprise on phasing in subsidy cuts could help France to end world trade crisis,” Financial Times, Dec. 6, 1933.
(*19) “Tricks of the Trade: Injustices in the Global ‘Free-trade’ Food System,” New Internationalist Magazine, Jan/Feb 2003, available at: http://www.thirdworldtraveler.com/Food/Tricks_Trade.html (last visited: 2011/4/30); Grant. E. Isaac and William A. Kerr,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at the World Trade Organisation: A Harvest of Trouble,” Journal of World Trade, Vol. 37, No. 6 (2003): 1083-1095.
(*20) The World Bank, Reaching the Rural Poor: A Renewed Strategy for Rural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2002): 14.
(*21) Saturnino M. Borras Jr., “The Underlying Assumptions, Theory and Practice of Neoliberal Land Policies,”in Peter Rosset, Raj Patel, and Michael Courville, eds., Promised Land: Competing Visions of Agrarian Reform (Oakland, CA: Food First Books, 2006): 99-128.
(*22) Klaus Deininger and Hans Binswanger, “The Evolution of the World Bank, Land Policy,” in Alain De Janvry, Gustavo Gordillo, and Jean-Philippe Platteau, eds., Access to Land, Rural Poverty, and Public A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408.
(*23) Mahmoud A. El-Gamal and Amy M. Jaffe, Oil, Dollars, Debt, and Crises: The Global Curse of Black Go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33-55.
(*24) Joseph Stiglitz, “New Ideas for a New World,” (March 14,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imf.org/external/mmedia/view.aspx?vid=845645400001 (last visited: 2011/4/30)
(*25) Joseph E.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3): 12.
(*26) Ibid.: 55.
(*27) William D. Schanbacher, The Politics of Food: The Global Conflict between Food Security and Food Sovereignty (California: Praeger, 2010): 34.
(*28) Cynthia Moe-Lobeda, Healing a Broken World: Globalization and God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2): 58.
(*29) 糧食安全最基本與核心的論述是，所有人在任何時間均可獲得充足、安全和營養的食物，以滿足追求健康生活之飲食需求和偏好。此一定義體現了食物與人類生存兩者間密不可分的關聯，值得留意的是，FAO對於糧食安全的定義持續在進行修正，以兼顧國際情勢的發展和國際社會對於人權內涵的擴充。例如：1983年，採納學者Edouard Saouma提出之建議，即「糧食安全的最終目的是確保任何人在任何時候均能夠取得，又能負擔得起為了其生存和健康所必需之足夠食物」。1996年，在世界糧食高峰會上，糧食安全的界說被增補為，「所有人在任何時間均有身理上和經濟上的能力取得足夠安全與營養的食物，來滿足個體生活動能與健康之每日需求」。 2007年，第33屆世界糧食安全委員會（the 33rd Session of the Committee on World Food Security）召開後，FAO發表聲明，重新調整與確認了新時代的糧食安全內涵，「我們認為一個沒有飢饉的世界是，多數人能夠透過他們自己獲取滿足他們生活動能與健康需求的食物，同時有一個社會安全網絡去保障那些資源缺乏的人也能得到足夠的飲食」。詳見：“National programmes for food security : FAO’s vision of a world without hunger”, FAO, http://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tc/spfs/pdf/VisionEnglishfinalApril.pdf ,visited by 2011/04/28.
(*30) Paarlberg, op. cit.: 73.
(*31) Michael Maren, The Road to Hell: The Ravaging Effects of Foreign Aid and International Chari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7): 52.
(*32) WB與IMF的主要功能是提供資金或技術給需要的國家，其中又以「結構調整計畫」是較為常見的執行方式；一段而言，這種計畫是要協助發展中國家的宏觀經濟情況能夠達到在區域或是全球的貿易協定中獲有利益。Walden Bello指出，結構調整計畫的宗旨就是要求受援國縮衣節食，讓受援國家在收支帳上先降低赤字。其次是強化受援國農產品的出口能力，以專業化生產特定的作物（迎合國際市場需求的農產品），循經濟自由主義的模式進行生產。
(*33) Frances Moore Lappé, Joseph Collins, and Peter Rosset, World Hunger: 12 Myths (New York: Grove Press, 1998): 132
(*34) Enrique C. Ochoa, Feeding Mexico: The Political Uses of Food since 1910 (Wilmington, DE: Scholarly Resources Books, 2000): 208.
(*35) Ibid.: 39-40.
(*36) Ibid.: 40-41.
(*37) Ibid.: 41.
(*38) Luis Hernández Navarro,”The New Tortilla War,” Americas Program Special Report (Silver City, N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enter, May 7, 2007).
(*39) Sally Brooks, “Biotechn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Truth: From the Green Revolution to an Evergreen Revolution,” Sociologia Ruralis, Vol. 45, No. 4 (Oct 2005): 360-379.
(*40) Susan George, “Food Aid? Or Weapon? How the Other Half Dies: The Real Reasons for World Hunger (Montclair, N.J.: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1979)

作者簡介
譚偉恩，政治大學外交學研究所博士生，專長於國際公法、國際關係理論與現實主義。在校期間受國際環境政治課程的啟發，主要關注氣候議題與國際安全間的相互牽連。

謝函潔，屏東人，淡江大學日文系，現為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一研究生，在近一年的研究生生活洗禮之後，對於人類發展問題，尤其是飢餓與糧食相關議題有較多的關注，希望能為漸漸虛弱的地球盡一份小小的心力。

建立低碳環境 提高能源價格

　圖／萬芳國小將一間自然教室改造成節電、使用太陽光電的零碳教室，這樣的改造需要更多政策誘因。(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提供)
　文／柳中明(中華民國低碳環境學會理事長、台灣大學大氣科學系教授。)

　「建立低碳環境，提高能源價格」，這個命題是很值得討論的。重點是：建立低碳環境，乃因應全球趨勢，與因應全球能源價格長期上漲，所以國內能源價格終究會提高。但若是提高能源價格，是否會在建立低碳環境前，先創造出其他社會不利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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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命題，類似於近日立法院通過的軍公教人員加薪3%。簡言之，政府若不加薪，民眾沒辦法面對物價持續高漲的現實；但若加薪，則各行各業的員工都會要求加薪，結果物價必須上漲，才能支付員工們的薪資提高。但物價並非能夠說漲就漲的，這樣的問題，去年鴻海曾經遭遇過。當時為了提高大陸員工士氣，於是採取加薪策略，結果各方都認為會削減公司利潤，看衰鴻海。因為，鴻海受上游下單公司的約束，並無法輕易提高產品售價來負擔員工加薪的支出，結果就演變成降低公司利潤。換言之，大家都加薪，後續發展並非一定是對整體社會有利的。但若不加薪，則一樣可能引導出其他社會問題。

能源價格可成為減碳推力

　能源價格提高，是建立低碳環境的重要條件，也是民眾與企業積極節能減碳的推力。我國的能源價格掌握在政府手中，所以政府若未積極提高能源價格，所推動的節能減碳行動，成效就必定大打折扣。但是，政府更擔心後續的發展，是否會對整體社會有利？譬如耗能產業無法承擔成本提高，只好逐步縮減規模，甚至退出本地市場，轉移到其他國家。此時，若沒有其他相當規模的產業，同步發展並取代，則其對整體經濟情勢的衝擊，將是相當嚴重。因為，台灣的耗能產業都是高資本大規模產業，其上中下游產業鏈的關聯性大，牽一髮而動全身，真的不能貿然行動。

　問題是：個人已教書二十六年，在這期間，我國能源價格，特別是電價，可說是與全球能源價格的上下變動，脫節甚大。也即是：政府考慮、斟酌、前思後想、拖了再拖，就是不願去觸碰能源價格問題，特別是要放手讓其與全球能源價格同步變化。結果就演變為：必須依賴環境影響評估機制，來限制耗能產業的發展。但是，其中漏洞極多，爭議極大，更演變為環保運動在對抗經濟發展的怪異情勢。

　也即是：為了避免能源價格自由化與市場化，以放手讓市場來決定耗能產業的興衰，我國是以控制能源價格，來避免耗能產業的衰退。此種情況若再持續二十六年，個人對於台灣要建立低碳環境的社會，實在是相當悲觀。

　能源價格自由化與市場化，就代表政府必須放手，如此能源價格必定上漲，因為全球的趨勢就是如此，耗能產業也勢必面臨衝擊。因此，要如何才能降低衝擊，甚至創造利基，避免對整體社會的不利發展，就是困擾政府數十年的關鍵。

做好準備邁進低碳社會

　未來還沒有發生，就像上球場比賽，沒有到最後，沒人知道輸贏。球隊能做的，就是在進入比賽前，積極準備，加強球員體力、技巧與團隊合作默契，並且思考準備各種可能變化，期以取得最佳獲勝優勢。而這就是整個國家團隊應該作的事，即是引導全民朝能源價格必定會漲的方向去作準備，以在實戰中，維持勝算。顯然，政府團隊一直不認為全民準備好了，所以一直無法開戰。

　個人近日在《環保資訊》月刊邀稿下，撰寫了一篇「低碳社會與虛擬生產」，也分析了類似問題。結論是：推動虛擬生產以建立低碳社會，需要的是創意，需要的是政府與企業在各領域的勇敢投資，以期年輕人能發揮創意，建立屬於臺灣的虛擬生產世界。但是，沒有適當的文化改變，將很難說服政府與企業勇於投資創新。而文化傳統的改變，將需要勇於挑戰自我的臺灣人。

　沒錯，真正能決定未來的人，其實是全民，而非是政府。若果全民中有許多積極挑戰自我，追求創新者，則自然能夠讓政府與企業改變思考模式，積極面對能源價格必定會上升的全球趨勢。積極與創新，是面對未來的重要利器，而這種勇於接受挑戰的態度改變，正在改變臺灣的傳統文化，需要更被積極地挖掘出來。

　「建立低碳環境，提高能源價格」這個命題，是有解的，而非是如政治人物所認為的是燙手山芋。

註：2011年6月29日上午，低碳學會將召開「建立低碳環境，提高能源價格」討論會，歡迎各界踴躍參加討論。

關於作者
柳中明，美國猶他大學氣象學博士、現任台灣大學大氣科學系教授、中華民國低碳環境學會理事長。專長於全球變遷、大氣化學、大氣輻射等領域。


【延伸閱讀】
《街頭激情外 反核應談替代策略》柳中明 2-May-11 低碳生活部落格
《氣候政策 別抽一鞭才走一步》柳中明 15-Oct-09 低碳生活部落格
《氣候變遷：想像那無法想像的未來》柳中明 16-May-11 於總統府演講重點
《鄭崇華籲政府 合理反映油電價》 10-May-11 中央社新聞

小腳印踏大腳印 一起來逛農夫市集

　圖／台中的合樸農學市集中，邀集了許多有機農場的農友。(謝雯凱攝)
　文／林珮芸(媒體&藝術工作者)

　印象中買菜永遠是媽媽的任務，如果是職業婦女，下班要忙著趕到超市採買晚餐食材；若她是家庭主婦，便會提著菜籃在傳統市場東挑西揀，和菜販討價還價。但是現在，買菜可以是全家一起做的事。上網搜尋一下，看看住家附近有沒有步行就可以到的農夫市集，也就是最近很流行的「有機市集」，趁著春暖花開的周末，全家改變賴床的習慣，跟著微笑的太陽公公，一起到市集來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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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食材 農民親手交付
　不同於傳統批發菜市場，農夫市集是由自耕農或是手作達人，將生產的食物或天然加工品親自交給顧客，顧客可以和農夫面對面交流互動，不只買的安心，也可以讓家中小少爺、小公主明白，原來佳餚不是憑空變出來的。讓孩子親手接觸剛從泥土裡採收的蔬菜，鮮豔欲滴的新鮮水果，比起美術課更教他們印象深刻。捧著一顆綠油油的西瓜，或是沉甸甸的黃金南瓜，應該是讓孩子離開電視機前最好的運動。

　農夫市集不只有新鮮無農藥的有機蔬果，還有天然手工肥皂、醬瓜、碗粿、果醬等等令人垂涎三尺的好滋味，更有些孩子即將看不到的傳統美食。不同於一般夜市園遊會，農夫市集標榜著健康、環保、樂活的觀念，而不以商業考量。爸爸媽媽可以放心讓寶貝孩子在市集裡蹦蹦跳跳，吃得開心，玩得開心，自己也逛得開心。為了不使用化學肥料，以及開發出有機健康的食物，手作達人用熱情和經驗的累積，研發出既有創意又美味的產品，如手工冰淇淋、環保肥皂、利用廢棄物改造的藝術品，在這邊，我們找回失去已久的創意與驚喜。

　圖／大小牽小手，一起逛新竹的綠蜻蜓市集。(林珮芸攝)

社區支持型農業 低碳永續
　傳統市場的概念，主要是大盤商向農民收購農產品，之後藉由中盤商、大型超市、連鎖商店，最後才會到達消費者的手中。中間需要由產地運送到都市、包裝、加工等等後製工作，消耗的能源及人力，都在無形中造成大量的碳排放。然而農夫市集跨越中間商的程序，讓小農將仍帶著泥土的新鮮蔬菜，與顧客直接交易。擺攤的農友們，有些會標記碳里程數，證明自己的農產生於在地，回饋於當地，產品新鮮且充滿生命力，這正是國外所提倡「Buy Fresh, Buy Local」的精神！

　印象中，商業超市的商品五花八門，但其實背後真正操控食品市場的，不過就是幾家大型食品企業，這在歐美更加嚴重。商業機制下的思維，必須降低成本，大量生產，因此農夫被迫使用化學肥料與農藥，消費者對於真實的生產過程，永遠被蒙在鼓裡。然而農夫市集中，生產履歷透明化，這也是「社區支持型農業」 (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 ) 積極推廣的理念。

　在花蓮發起共同購買在地有機食材的「大王菜鋪子」老闆王福裕形容社區支持型農業為：「一種友善人與環境的食物供應模式」。他認為CSA可成為台灣未來永續農業的典型，透過新鮮食材的供需，讓社區與鄰近小農彼此支持，享受健康也縮短食物里程。

　春暖花開，出門賞花不用人擠人，也不用為了塞車傷腦筋，換上輕便的衣鞋，戴頂寬邊帽，大手不必牽小手，小腳印踏大腳印，一齊到農夫市集採買去，來場全家既樂活又節能減碳的有機小旅行吧！

關於作者
林珮芸，媒體&藝術工作者、英國De Montfort University戲劇碩士、2010年到日本參加農場換宿三個月(WWOOF)，學習日本自給自足的生活型態。聯絡作者: crowyoyu2004@hotmail.com

【延伸閱讀】
《尋找小農的春天》王福裕 20-Jul-09 小地方新聞網
《低碳生活從「食」開始》劉芷廷 12-Apr-11 低碳生活部落格
台灣各地農夫市集─臉書社群「直接跟農夫買」

吐瓦魯：航向全球化與堅守低碳食物間的矛盾

　圖／大量罐裝飲料不斷進口到吐瓦魯，喝完的飲料罐卻無法出口到海外處理。(吳郁娟攝)
　文／吳郁娟(台達電子基金會低碳生活部落格志工寫手，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駐吐瓦魯環保志工)

　低碳生活的概念被提起之後，許多生活用詞均冠上「碳」為形容詞，例如：碳足跡、低碳食物、減碳家電等。已開發或開發中國家的城市上班族追求自給自足的田園低碳生活，其實在西方文化尚未登陸吐瓦魯之前，島民早已「引領流行」，力行了百年有餘。矛盾的是，越是貼近自然生活的地方，當地人民生活中所製造的碳足跡越少，然而這些地方卻常常是西方世界所定義的「低度開發、低收入國家」，例如:吐瓦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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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想像一幅畫面。

　大約是一百年前吧，在南太平洋的一座小島上，男人每天出海捕魚、採集麵包果、大芋頭、香蕉、椰子，耕種簡單的農業；女人利用植物編織生活用品，烹煮男人們收集來的食物，照顧小孩。烹煮食物的燃料主要是椰子殼、椰子葉等植物落葉。能吃的食物種類雖不多，但數量絕對能養足所有人口，絕不會有人挨餓。生活用水都取自雨水，徒手提水來洗滌器具是每天必要的身體勞動。因為無法預知哪一天會下雨，所以每天都得謹慎節約地用水。生活沒有電力，不過因白天陽光強烈，讓島上每一角落都明亮清新。

　圖／吐瓦魯傳統食材：椰子、魚與麵包果，都是在地生產的低碳飲食。(吳郁娟攝)

　晚上男女老少聚在一起，在月光與星光之下唱歌跳舞，慶祝一天結束。午夜之前，多數人都已就寢，在睡夢中等待隔天的陽光再度照耀這座小島的每一角落。生活自給自足，日復一日…。

　地球不停地轉動，世界也是不斷地變化。某一天，幾艘船登陸了這座小島，一群人有著跟島民完全相反的長相¬─白色皮膚、高挺鼻子、金色頭髮，操著聽不懂的語言，拿著地圖指著一大塊大陸說，「我們來自歐洲」。從此，島民維持百年的低碳生活模式逐漸崩解…。

　這座小島的故事，是吐瓦魯近代的寫照。

　全球化的物流模式被開啟之後，西方世界習以為常的食物、生活用品，在島民眼中都變成新奇、流行的象徵。最近二十年，許多中國商店陸續進駐吐瓦魯首都Funafuti Island，引進了罐頭食品、塑膠產品，與任何在台灣十元商店便宜販售的生活用品。喜歡新鮮事物是一般大眾的習慣，當島民喝了一次美國氣泡碳酸飲料、吃了一次澳洲製牛肉罐頭、買了一次中國產鳳梨罐頭…。當新奇的進口食物取代傳統食物的味蕾，便難以用低碳食物的觀點向島民解釋這些加工食物有害於人體、對地球不友善、碳足跡有多高？

　或者，有國際衛生組織的營養專家來了，量測島民的體質、血液。結果不得了！因長期攝取太多高糖分的食物，導致多數島民的血糖偏高；加上食物總類不多，許多孩童缺乏部分營養素，特別是:鐵質、纖維質。

　好險！吐瓦魯正處於全球化時代，多種蔬菜罐頭已經擺在商店架上，自由選擇。

　台灣自2004年起與吐國農業局合作，教導島民種植蔬菜，倡導多吃蔬菜，均衡飲食的概念。但長期推廣比不上中國餐廳的大火快炒！中國人快速為島民端出一盤高麗菜炒培根，喔耶！均衡飲食啊！附帶一提，高麗菜與培根都從紐西蘭進口喔！

　先不論傳統的低碳生活如何被全球化的物流攻破，各類食品安檢反倒先成為隱憂，然而目前吐瓦魯政府尚未有管制進口食物數量、品質，或是審查外國商店的條約法律。首都有七家中國商店，若除以首都僅2.8平方公里的面積，可說密度驚人。當然，這些商店每日間接製造出的無機垃圾產量也非常驚人。

　即使許多氣候變遷相關的工作坊或研習會不斷鼓吹低碳食物的概念，而它終究是已開發國家為了減緩暖化與二氧化碳排放，所延伸出的口號。以小小的吐瓦魯為例，自從第一艘西方船艦登陸、第一家中國商店進駐、成為聯合國會員、以國家的名義在氣候變遷的談判桌發言之後，島民已經回不去那個本來是自給自足的海島生活，那個碳足跡幾近於零的生活了。

　吐瓦魯，在航向全球化與堅持傳統生活間的槓桿已經漸漸失衡。然而，因全球化是無遠弗屆的潮流，這個現象不只會發生在吐瓦魯。值得深思得是，任何國家在宣稱自身為氣候變遷的受害國時，更需要檢視那些生活中無形改變的習慣。

註：
本系列文章介紹吐瓦魯水資源管理、食物安全、珊瑚礁經營三個議題，而這些主題來自「太平洋適應氣候變遷計畫」( The Pacific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PACC) 。聯合國為協助部分國家適應氣候變遷之衝擊，特別是未開發國家，安排全球環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GEF)與聯合國環境總署自2003年起，提供1312萬5千美元給13個南太平洋國家，並協同太平洋區域環境計畫秘書處(Secretariat of the Pacific Regional Environment Programme, SPREP)共同執行PACC計畫 ，依據島國的地理環境特質，分為水資源管理、食物安全、珊瑚礁經營三個主題進行國際合作工作。此13個國家分別為: 斐濟、帛琉、巴布亞新幾內亞、索羅門群島、諾魯、紐埃、東加王國、吐瓦魯、庫克群島、密克羅尼西亞聯邦、薩摩亞、馬紹爾共和國。

作者簡介
吳郁娟，宜蘭人，中興森林系、東華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畢業，曾任職於NGO組織。現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海外長期志工，2009年9月派駐吐瓦魯國擔任環保志工，2010年以吐瓦魯代表團身分，出席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十六次締約國會議(COP16)。

【延伸閱讀】
《國王大潮 為吐瓦魯帶來暖化商機》吳郁娟 9-Mar-11 低碳生活部落格
《在吐瓦魯 嚐到來自天堂的滋味》吳郁娟 8-Feb-11 低碳生活部落格
《帶著鼓舞 回到海中央》吳郁娟 31-Dec-10 低碳生活部落格